第二百五十九章 囚室穷究袁氏秘
中山郡的囚室又添了两张案几,满宠一身皂衣,案上堆着厚厚的竹简,笔砚旁摆着两柄短刀——不是为了威胁,是用来切割袁绍供述中提到的地契、书信残片。陈琳站在他身侧,昔日为袁绍的秘书头子,此刻握着一卷袁氏宗谱,指尖划过“汝南袁氏”四字时,微微发颤。
董卓临走前丢下话:“挖透袁氏的根,看看这四世三公是怎么蛀空大汉的。”满宠主审,陈琳辅证,一个追实证,一个晓内情,倒成了最锋利的组合。
袁绍蜷缩在草堆上,听完满宠的问话,突然笑了。不用直面让他破了胆的董卓,面对满宠他努力维持着最后的尊严,笑声嘶哑如破锣:“党锢之祸?满伯宁想审我袁家,倒先问问你们满氏,当年没借着我袁家的势?”
满宠面无表情,提笔在竹简上记下“拒答,反诘”,又推过一卷残帛:“这是光和二年,袁隗给河南尹袁逢的信,说‘宦官擅权,当借太学清议,激其怒,使天下知党人冤’。袁公不妨说说,这‘激其怒’是何意?”
陈琳的喉结动了动,他曾在袁绍帐中见过类似的信札,只是那时只当是世家与宦官的寻常争斗。
袁绍的目光落在残帛上,那熟悉的隶书笔触,让他想起叔父袁隗伏案疾书的模样。他沉默片刻,忽然啐了一口:“宦官?一群刑余之人,凭什么掌典禁军、干预朝政?我袁家自安帝时起,四世五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岂能容他们骑在头上?”
“所以袁太傅便故意纵容太学生骂街?”满宠追问,“熹平元年,太学诸生喊‘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背后是不是有袁氏在资助笔墨?”
袁绍仰头靠在墙壁上,声音带着几分得意:“资助又如何?李膺、陈蕃是我袁家姻亲,他们被宦官构陷,我袁家岂能坐视?太学清议越凶,宦官就越急,越急就越会滥杀——他们杀得越多,天下世家就越恨他们,就越得抱团靠向我袁家。”
陈琳猛地抬头:“袁公是说……你们故意激化矛盾?”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太学,也曾跟着喊过类似的口号,那时只觉热血,此刻才惊觉背后竟有如此算计。
“激化?”袁绍冷笑,“是顺势而为!宦官要夺权,世家要保权,本就是死敌。我袁家不过是让这火燃得更旺些。”他掰着手指细数,“延熹九年,第一次党锢,我父袁成暗中给党人送钱,让他们逃到汝南;建宁二年,第二次党锢,我叔父袁隗故意让尚书台漏发赦免令,让三百党人死于狱中——”
“为何?”满宠追问,笔锋悬在竹简上。
“死的人越多,活下来的党人就越念袁家的恩!”袁绍的声音陡然拔高,“那些逃到汝南的党人,把田产托付给袁家保管,把子弟送到袁家求学——这不就是我袁家的势力?宦官杀得越狠,我们的根基就越牢!等到黄巾起时,灵帝不得不解党锢,出来主持大局的,还不是我们这些世家?”
陈琳拿着宗谱的手在抖。他终于明白,所谓“党锢之冤”,在袁氏眼中不过是壮大自身的筹码。那些被屠戮的党人,那些激昂的清议,终究成了袁家登顶的垫脚石。
满宠在竹简上写下:“袁氏借党锢之祸,以‘救党人’为名,行‘聚势力’之实,联结天下世家,孤立宦官,为日后掌政铺垫。”
审完党锢,满宠推过另一叠卷宗,是从冀州、汝南抄来的地契账册。最上面一张,是汝南袁氏在光和五年兼并的三百顷良田,原主是个小吏,地契旁注着“抵罪”二字。
“说说这个吧。”满宠指着地契,“这位小吏不过是贪了三十匹绢,按律该流放,为何会把良田‘抵罪’给袁家?”
袁绍的眼神闪烁了一下,半晌才道:“他是宦官的远亲。”
“所以袁氏就借着‘惩贪’的名义,夺了他的田?”满宠追问,“就像嘉靖朝南方士族,借着‘清丈土地’‘追缴欠税’,吞并小户田产?”
这话戳中了要害。袁绍猛地抬头,满宠竟把他袁家的手段挖得彻底,士族通过“投献”(小户将田产挂靠世家避税)、“诡寄”(将田产记在佃户名下)、“强典”(借天灾人祸低价买田)等手段,疯狂扩张,袁氏在汝南、扬州、冀州的做法莫过于此。
“汝南是我袁家根基,”袁绍的声音低了下去,“那里的小户,十户有九户把田‘投献’到袁家名下。为什么?因为袁家能帮他们逃税,能帮他们挡官府的徭役。投献的田,我们收三成租,比官府的苛捐杂税轻多了——他们愿意,我们何乐而不为?”
“愿意?”满宠拿出一份卷宗,“这是汝南郡丞的密报,说‘袁氏家奴强占民田,杀佃户三人,地方不敢究’。这也是‘愿意’?”
袁绍的脸涨得通红:“个别家奴胡作非为,与我袁家何干?”
“怎么无关?”陈琳突然开口,他曾去汝南催过粮草,亲眼见过袁家坞堡连绵数十里,佃户像牲口一样在田里劳作,“我在汝南见过,袁氏的坞堡有私兵,有粮仓,甚至有自己的刑堂。地方官要么是袁家门生,要么被买通,谁敢管?那些小户不投献,要么被苛税逼死,要么被家奴赶走,他们有的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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