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下午三点。
小刘和小赵带回了第一份报告。
“刘建国，五十二岁，河间人，四八年参加革命，历任区财粮助理、市财政局科长、计委副处长，三年前升任计委副主任。妻子陈秀兰，四十七岁，市百货公司会计。长子刘卫东，二十四岁，在机械厂当技术员，已婚，住厂宿舍。次子刘卫民，二十岁，在外地上大学。”
“家住西城兵马司胡同十七号，独门四合院，原是敌产，解放后分配。邻居反映，刘家生活简朴，刘建国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妻子步行去百货公司。家里常吃的也就是普通菜蔬，偶尔见买肉。但……”
小刘顿了顿，压低声音：“邻居张大妈说，去年冬天，看见有辆小汽车停在胡同口，下来个人，提着东西进了刘家。当时天黑了，没看清脸，但看身形，不像普通老百姓。”
“时间还记得吗？”
“张大妈说，大概腊月二十几，快过年的时候。”
易瑞东心里一动——这和柯文礼供述的春节前行贿时间吻合。
“车号记得吗？”
“不记得，天黑，又是老式车，没看清。”
“继续留意。”易瑞东记下，“刘建国的社交呢？”
“平时来往的，主要是计委同事和老战友。周末有时在家招待客人，但人不多。不过，”小赵补充道，“他有个习惯，每周三晚上，会去西单一家叫‘清源茶馆’的地方喝茶，每次两小时左右，雷打不动。我们去看了，那茶馆比较僻静，多是些老人和文人去。”
周三晚上……易瑞东在日历上做了个标记。
第二天，上午。
老陈和老王那边有了进展。
“刘建国在人民银行有一个活期账户，每月存入工资一百四十八元，支出主要是日常开销，余额一直在一千元左右波动，正常。”老陈汇报，“但他妻子陈秀兰，在信用社有个账户，是五年前开的，用的是她妹妹的名字。这个账户，近两年有六笔存款，每次五百到一千不等，来源显示是‘亲戚借款’，但借款方信息模糊。目前余额四千二百元。”
“他儿子刘卫东呢？”
“刘卫东账户正常。但他结婚时，女方陪嫁了一台缝纫机、一辆自行车，还有两床新被褥，在当时算是不错的嫁妆。而女方家庭是普通工人。”老王道，“另外，刘建国在西山脚下有个远房表亲，是个老光棍，独居。我们侧面了解，这老头最近半年突然闹起来了，不仅翻修了房子，还买了收音机，说是‘远房侄子孝敬的’。”
“这个‘侄子’，查了吗？”
“正在查，但老头嘴很严，问多了就不说话。”
第三天，晚上十点，碰头会。
老何和小张带来了更关键的信息。
“我们调阅了计委近两年的部分项目审批档案。”老何将几份复印件铺在桌上，“红星轧钢厂去年申请的一批特种钢配额，计划用于援外项目，审批人是刘建国。但最终，这批钢有三分之一，以‘质量不达标’为由，转为了‘厂内处理’。而‘处理’的接收方，正是通县永顺合作社。”
易瑞东拿起复印件，上面有刘建国的亲笔签名和“同意，按规定处理”的批示。字迹沉稳，看不出任何异常。
“还有，”小张补充，“机械厂前年申请进口一批德国机床，报告被打回三次，第四次才获批。而第四次报告提交前，机械厂厂长曾单独拜访过刘建国，时间就在柯文礼供述的中秋行贿后不久。”
这个案子的线索，正在一点点汇聚，就像是无数散落的珠子，被一根无形的丝线慢慢串起。
“清源茶馆那边，”易瑞东问，“今晚刘建国去了吗？”
“去了。”小刘道，“我们的人在外面盯着。他今晚见了个生面孔，四十多岁，干部模样，两人在包厢里聊了一个多小时。那人先走的，我们跟了一段，他进了前门附近的一个大院，好像是……外贸局的宿舍。”
外贸局？易瑞东眼神一凛。柯文礼就是外贸局的！
“看清长相了吗？能辨认吗？”
“拍了张远景，不太清楚，但基本轮廓有。”小刘递过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穿着中山装、提着公文包的男人，正低头走出茶馆。虽然模糊，但身形气质，与干部身份相符。
“查！查清这个人是谁，和刘建国什么关系！”
第四天，案情有了突破性进展。
跟踪外贸局那个男人的侦查员汇报：此人名叫吴启明，外贸局三处副处长，负责部分机电产品进出口业务。而柯文礼所在的科室，正归三处管辖！
更关键的是，银行那边的深入核查发现，陈秀兰那个秘密账户的六笔存款，时间点与王振山、周振国等人交代的几次“分红”时间高度吻合！虽然存款人信息做了处理，但办理业务的信用社职员回忆，每次都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来存钱，描述与陈秀兰基本一致。
“科长，”小刘有些激动，“这算不算证据确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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