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刚过，服装厂里的空气比外面的数九寒天更冷。
那是一种无声的、粘稠的恐慌，弥漫在老旧车间每一个角落，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下岗这个词，像悬在头顶的铡刀，不知道哪天落下，也不知道会落到谁头上。它还没掉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先把人的魂吓没了。
机器还在转，但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工人们埋着头，手上的活计没停，眼神却时不时飘向车间办公室那扇紧闭的木门。每一次开门，每一次喊名字，都让一片埋头干活的身影几不可察地僵直一瞬。
“红梅，主任叫你去一趟。”隔壁组的，组长喊了一声，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显得格外刺耳。
红梅的心猛地一沉，手里的针脚差点扎偏。她放下活计，下意识地看向斜对面的张姐。
张姐也正抬头看她，脸色煞白，嘴唇紧紧抿着，那眼神复杂得像一团乱麻——有恐惧，有祈求，还有一丝连她自己可能都没察觉的、生怕被抛下的紧张。她飞快地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一段线头，骨节捏得发白。
求生的本能，有时候会先于友情苏醒。那眼神里一闪而过的东西，叫自保。
灾难面前，人性经不起细瞧。平日里再好的交情，到了要抢最后一口活命粮的时候，也会露出底下那点不堪的私心。
红梅深吸一口气，推开办公室的门。
车间新主任老赵坐在办公桌后，脸色疲惫，面前摊着几张名单。“李红梅啊，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红梅没坐，站着，手指冰凉。
“厂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老赵搓了把脸，声音干涩，“订单越来越少，仓库都快堆满了。上面下了死命令，每个车间必须裁掉三分之一的人。”
红梅的心跳得像擂鼓。
命运的通知书，从来不发到个人手里，都是由别人随口传达，轻飘飘的，却能压垮一整个人生。
“你是你们组的组长，技术好，人也年轻。”老赵看着她，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断，“组里得走一个。我的意思是，你留下。”
裁人就像钝刀子割肉，疼的不是被割掉的，是拿着刀、手上沾血还不得不继续割下去的人。他见得多了，心肠早就硬了，只是偶尔还会被那烫人的目光蜇一下。
红梅猛地抬头：“主任，张姐她……”
“我知道她家困难！”老赵打断她，声音提高了几分，带着烦躁，“老刘下岗，两个孩子上大学，谁不知道？可这不是慈善堂！厂子要活下去，就得留能干活、效率高的！”
“张姐干活也不差，她就是……”
“李红梅！”
老赵“啪”地一拍桌子，墨水瓶都震了一下，“现在不是讲姐妹情分的时候！我把话撂这儿，要么她走，你留。要么，”他盯着红梅，眼神冷硬，“你们组名额不够，我再从别组调一个补上，你跟她，一起走！”
一起走。
生活这把算盘，从来只算利弊，不算情义。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对错，只有选择。选哪条路，都像是在割自己的肉去喂鹰，只不过一块是眼前的，一块是以后的。
这三个字像冰锥子，狠狠扎进红梅心里。英子高一了，没过几年，大学学费、生活费……常松在海上漂着，钱是能寄回来，可那活计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她不能失业，这个家不能没有这份工资。
女人的独立，有时候不是想不想，而是能不能。背后空无一人的时候，连倒下的资格都没有。
她的嘴唇动了动，还想为张姐争辩的话，在喉咙里滚了几滚，最终被那沉重的现实硬生生压了回去，变成一声无声的叹息。她看着老赵那张不容置疑的脸，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了。
“想清楚了没？”老赵逼问。
红梅垂下眼睫，看着自己粗糙的手指，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清楚了。”
“出去吧。叫张春兰进来。”
红梅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办公室的。车间的光线似乎都暗了几分，她不敢看张姐的方向，只低低喊了一声：“张姐，主任叫你。”
张姐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响声。
她看着红梅那失魂落魄的脸色，心里那点不祥的预感成了真，脸瞬间灰败下去。她跌跌撞撞地走向办公室，经过红梅身边时，肩膀狠狠撞了她一下。
红梅踉跄一步，靠在冰冷的机器上，那寒意透过棉袄直往骨头缝里钻。
办公室里隐约传来张姐激动的声音，带着哭腔：“……赵主任！不能啊！我真不能下岗！老刘那样……孩子学费……我求求您了！我给厂里干了十几年了啊……”
声音断断续续，听不真切，但那种绝望的哀求，像钝刀子割着车间里每一个人的神经。
突然，“砰”一声巨响，像是茶杯摔在地上的声音。老赵的怒吼传出来：“张春兰！你闹什么闹！这是厂里的决定！看你困难，已经照顾你了，让你干到过年！过完年再来结账！别给脸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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