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猛地转过身。
来时的门口不知什么时候涌进了一层薄薄的雾气，灰白色的，像是从纸浆池里蒸发出来的水汽。雾气在天井透进来的日光下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质感，在门框周围缓缓旋转着。雾气深处似乎站着一个人，影影绰绰的，穿着深色的长衫，身形瘦削，像是一株被风吹弯了的竹子。
我想要喊，但嘴巴张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想要跑，但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那个人影就站在大约三四米外的地方，一动不动，面孔隐没在雾气的深处，只有一双眼睛若隐若现——那是一双很老很老的眼睛，浑浊、疲惫，却又不带任何敌意地盯着我。
然后他开口说话了。
我没有听到声音，但这些话语却直接出现在我的意识里，就像这些话语本来就属于我，只是我忘记了很久：“你看到了吗？那不是纸，是纸在看你。”
周围的一切忽然像水波一样剧烈地晃动起来，我感觉到自己的膝盖撞到了什么东西，接着是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正堂的地上，后脑勺一阵阵发疼，天色已经暗了。我从下午一直昏睡到了晚上。我挣扎着坐起来，借着天井透进来的月光看了看周围，一切如常，没有雾气，没有人影，只有正堂墙上沈敬亭的遗像安静地注视着我。光线那么暗，他的表情晦暗不明——但我就是知道，他在笑。
此后我在纸源沟的日子，便彻底背离了拍摄纪录片的初衷，不可控制地滑向一场持续至第四十九天的纠缠。
我几乎把沈敬亭那间锁了几十年的书房翻了个底朝天。书桌上那沓宣纸里的日记，从丁丑年九月十七一直记到十月廿九，也就是他死去的前几天。我在日记里读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
沈敬亭在纸源沟做了大半辈子纸，他造的竹纸以“洁白、细腻、柔韧、受墨”着称，远近闻名。但1937年秋天的那三个月里，他生产的每一批纸都出现了怪事。第一批怪纸是九月十三那天捞出来的。纸帘从浆池里起来的时候，沈敬亭就觉得不对——纸浆在帘面上铺开的纹路和往常不一样，那些交错的竹帘纹不该那么规整，那么像一个图案。等纸烘干之后，他拿起来对着光一看，整个人僵住了。
纸纹里出现了一个人的脸。
不是一个具象的、形貌清晰的五官，而是一种纹理所构成的错觉，就像看云的时候会觉得某朵云像一只狗或者一张脸。但问题是，那不是错觉。他把那张纸拿到不同的光线下反复查看，那张脸始终在那里，从不同的方向看起来都是同一张脸，轮廓清晰，如同一幅工笔画被印在了纸纹里。
沈敬亭一开始以为是这批竹料在处理的时候出了问题，也许是制料工序中的某些偏差在纸浆里造成了某种特殊的纤维排列，巧合之下形成了人脸的形状。他让工人把这一批料全部倒掉，清洗了浆池，重新备料。可接下来出纸的时候，人脸又出现了，而且这一次不是一张，是很多张。每一张纸上都有一张完全相同的脸，分布在纸纹的不同位置，有的在左上角，有的在正中央，但都是同一个人的面孔。
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情，我无法断定是沈敬亭自己的精神状态越来越糟，还是那些纸确实变得越来越不对劲。他在日记里写道，脸开始变成活动的了。不是静态地印在纸上，而是像一张活着的人脸，有细微的表情变化，会在纸张的纤维里缓慢移动，会眨眼，会皱眉，嘴角会微微上扬露出一种沈敬亭所描述的“似笑非笑、似悲非悲的神情”。
工人们开始恐慌，有人说是纸坊的选址风水不好，压在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上；有人说是浆池太老了，几十年积攒下来的东西太多，养出了不该有的东西。但这些说法沈敬亭都不相信，他在日记里用了好几页的篇幅来论证各种可能性，试图用一种理性的、合乎逻辑的方式解释发生的一切。
直到九月廿三日那天，他第一次在纸上看到了那张脸的全身。
那是一个穿着长衫的男人的身形，站在空无一物纸纹背景里，正对观看者，姿态僵硬，如同旧时的照相馆里拍下的那种呆板的全身肖像。而且这一次沈敬亭终于知道为什么那张脸看起来似曾相识了。
那张脸是他自己的。
我在书房里找到了沈敬亭在出事前最后几天的日记，字迹已经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和他平日里工整严谨的小楷判若两人。他写到了更多离奇的事情：浆池在夜里会自动升温，池水滚沸却没有一丝热气蒸腾；纸帘会在无人的时候自己抖动，发出类似于叹息的声音；所有做好的纸在夜间都会发出细微的光芒，像是纸浆里混入了磷粉。他每天夜里都会做同一个梦——梦到自己站在浆池边上，水里倒映着一个人的影子，但那个人的脸总是被一层水雾遮住，他看不清楚。
“十月初六。余今晨照镜，见镜中之人面如死灰，眼窝深陷，形销骨立。然余昨夜安寝，饮食如常，不知何以至此。忽忆及纸上之像，蓦然惊觉——纸上余之面容，正以每日可见之速度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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