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那边已经在做相关试验和数据积累。”赵刚打断他，“孟教授他们会全力配合。你们要先设计出测算的模型和方法，数据可以逐步填充。关键是逻辑要严密，方法要科学。”
“第三，厂址选择与配套。”赵刚转向一机部的工程师和本地的规划干部，“假设项目获批，厂子建在哪里？要综合考虑靠近原料（磷矿、硫磺、煤炭？）、靠近市场（北大荒）、交通运输（铁路、港口）、水电供应、已有工业基础（能否提供部分配套）等因素。初步筛选几个备选地点，进行简要对比分析。”
会议从早开到晚，又连着开了三天。每个人都被分配了繁重的任务，要求限期完成初步报告。大量的资料需要查找、翻译、分析；无数的数据需要核实、测算、推演；各种潜在的风险需要预判、评估、制定预案。这个小小的“研究办公室”仿佛一个高速运转的精密大脑，试图在迷雾中勾勒出一座现代化工厂的清晰轮廓，并为它找到一条通往外界的、可行而安全的路径。
赵刚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不仅要统筹协调，还要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做出判断和抉择。每天晚上，他办公室的灯光都亮到深夜，案头堆满了来自各方的报告、简报、外文资料摘要。他必须从这些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抓住最关键的那几根线头。
北大荒的冬天，白雪皑皑，寒风刺骨。但在各团营的“干打垒”学习室里，却是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孟教授主讲的冬季农业技术培训班已经办到了第三期。他从最基础的土壤颗粒分类讲起，讲到氮磷钾对作物生长的作用，讲到合理密植的原理，讲到病虫害的生活史和防治策略。听课的战士们和知青们如饥似渴，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课后还围着孟教授问个不停。
与此同时，建立“土地档案”的工作也在深入推进。这不仅仅是把地块编号、登记面积那么简单。在孟教授和技术组的指导下，各连队抽调有文化的骨干，组成“土地普查小组”。他们冒着严寒，踏着没膝的积雪，重新勘测每一块土地的地形、坡度、坡向，挖掘土壤剖面，观察土层厚度、颜色、质地，记录植被残茬情况，标注原有的排水沟渠和水泡子位置。
回到室内，他们根据踏勘记录，在统一发放的方格纸上，用铅笔绘制出本连土地的详细平面图，并附上土壤剖面示意图和文字说明。文字说明包括：地块编号、面积、地形、土壤类型（初步判断）、前茬作物、今年产量、存在的主要问题（如易涝、板结、瘠薄等）、以及初步的改良利用建议（如建议种植作物、需采取排水措施、建议施肥种类与数量等）。
这是一个极其繁琐却意义深远的工作。许多战士第一次如此细致地“阅读”自己耕种的土地。他们发现，看似平坦的荒原，微观上竟有如此多的差异；同样的小麦，种在不同的“小地形”上，长势和收成竟会迥然不同。
“怪不得这块地老积水，原来它是个‘锅底坑’！”一个战士指着自己绘制的地图恍然大悟。
“我说东头那一片大豆为啥长得稀稀拉拉，挖开一看，底下全是白浆土，又板又瘦！”另一个知青感慨。
这些朴素的发现，正是科学种田的起点。当丁伟翻阅着各连陆续交上来的、虽然粗糙却充满细节的“土地档案”初稿时，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欣慰，因为战士们开始用科学的眼光看待土地；也有沉重，因为档案上记录的那些“问题”——瘠薄、板结、易涝、缺磷少氮……每一个都需要投入巨大的努力和资源去改善。
孟教授除了授课和指导土地档案工作，在保密状态下进行的那项特殊研究也有了进展。通过对那包“钾镁肥料”样品的进一步化学分析和模拟实验，他初步判断，这很可能是一种利用盐湖卤水或某些矿渣**经简单加工制成的粗制钾镁肥，生产工艺并不复杂，关键在于原料的获取。这个发现让他心思活络起来：东北地区是否有类似的资源？
更让他意外的是，在对那些“对岸”旧农书进行整理时，在一本日文版的《满洲土壤志》（伪满时期出版）的夹页中，发现了几张泛黄的、手绘的**土壤采样点位草图**和几行简短的记录，标注的是黑龙江沿岸几个特定区域的土壤pH值和有机质含量粗略数据。数据很旧，地点也有些模糊，但这一发现让孟教授汗毛倒竖。这显然不是书籍原有的内容，而是被人为夹带进来的。
他没有声张，而是立即将书籍和那几页纸单独封存，只向丁伟做了最简要的口头汇报：“发现一点可能具有地理参考价值的旧资料，来源存疑，已按最高保密要求处置。” 丁伟深深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两个字：“封死。” 这个小小的插曲，如同雪原上一闪而过的幽暗足迹，提醒着他们所处环境的复杂性。
就在沈阳的研究小组为技术路线争论不休时，香港的谈判僵局，因为一份意外收到的“礼物”而出现了微妙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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