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会谈围绕朝方需求展开。朝方提出了具体希望援建或改造的工厂名单和初步产能要求，主要集中在平壤、咸兴、清津等主要城市。需求清单包括：年产五十万套各类服装的工厂一座，年产三十万双胶鞋和布鞋的工厂一座，以及改造现有的劳保手套和日用橡胶制品生产线若干。朝方坦承，他们缺乏现代成衣和制鞋的流水线生产经验、技术标准和质量管理体系，现有的工厂效率低下，产品单一且质量不稳定。
中方团长按照既定方针，首先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深厚情谊和全力支援的决心，随后由轻工业部的代表介绍中国轻工业（特别是军需民品）的发展概况。轮到程佩珊发言时，她没有空谈理论，而是直接打开资料夹，展示了大连试点生产的部分样品（精选的夹克、衬衫、工装裤）、工艺流程简图、质量管理记录，以及那份刚刚出炉还带着油墨味的《生产管理手册（草案）》核心部分。
“各位朝鲜同志，”程佩珊的声音清晰而平稳，通过翻译传递出去，“我们理解贵方在轻工业发展中遇到的挑战。在中国东北的大连，我们近一年来，针对出口加工的需要，初步探索了一套适合现阶段基础、注重实效的轻型服装加工生产与管理方法。这些样品、图表和文字，就是我们实践的部分总结。我们认为，贵方的需求，完全可以通过借鉴和 adapt（调整）这套方法，结合朝鲜的实际情况，来高效地实现。”
朝方技术人员显然对实物样品和具体的工艺文件更感兴趣。他们传看着夹克，仔细查看缝线、拉链、衬里，翻阅着工序卡和质量检验表，低声交流着，不时提出问题。程佩珊一一解答，从面料特性讲到工序排列，从计件激励谈到质量控制点的设置，深入浅出，数据支撑有力。
谈判焦点很快集中在援助模式上。朝方起初倾向于中方提供全套设备并派专家指导，他们负责运营，即传统的“交钥匙”模式。但程佩珊在私下向中方团长汇报并获准后，提出了“技术与管理总承包”的混合模式建议。
“我们理解贵方希望尽快掌握技术的迫切心情。”程佩珊在技术分组会谈中阐述，“单纯提供设备和短期指导，可能难以让贵方同志快速建立起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生产体系。我们建议，由中方派出一个综合技术管理团队，人数不多，但覆盖关键岗位，在项目建设期全程参与，负责工艺设计、设备选型与安装指导、核心技术人员和基层管理骨干的培训，并协助贵方建立最初的生产管理制度和质量控制体系。在工厂投产后，中方团队可以转为‘技术顾问’，继续提供一段时间的支持，直到贵方团队能够完全独立运转。这样，既能保证项目成功，又能加速技术转移，真正帮助贵方建立起‘造血’能力。”
这个提议打动了朝方技术人员，他们深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道理。但朝方经济官员则更关注成本。程佩珊早有准备，她拿出了详细的预算对比分析：纯“交钥匙”模式，设备全部崭新进口，价格高昂，且后续维护和技术升级依赖卖方；而“总承包”模式，中方可以指导朝方在全球市场选择性价比较高的新设备或状况良好的二手设备，部分非关键设备甚至可以利用朝方现有条件改造，中方主要收取技术服务和人员派遣费用，总体成本可能更低，且更有利于朝方长远发展。
谈判是艰苦的，尤其是在交换条件上。朝方坚持用矿产（主要是无烟煤和铁矿砂）作为主要支付手段。中方则委婉地表示，东北地区自身矿产资源丰富，长途运输朝方矿产经济性不高，希望能探索更多元的合作方式，例如“技术交流与信息共享”。
在一次非正式的工作晚餐后，朝方代表团中一位相对年轻、曾留学东德的技术官员，悄悄找到程佩珊（通过翻译），用不太流利的中文夹杂着俄语说道：“程同志，你们的样品和管理思路，很……现代。和我们从苏联专家那里学到的不太一样，更接近我在德国看到的一些小工厂。我们……也很想获得更广泛的技术信息，比如，西欧和日本在化纤面料、新型制鞋机械方面的发展。但是，我们获取这些信息的渠道……很有限。”
程佩珊心中一动，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突破口。她谨慎地回答：“技术信息的交流，是相互的。中国也在努力了解世界技术的发展。如果朝方同志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或者通过其他渠道，接触到一些有益的、非敏感的公开技术资料或样品，我们非常愿意与朝方同志分享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的一些市场信息，作为互补。”
对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但程佩珊知道，种子已经播下。
最终，经过数轮磋商，双方达成初步协议：中方以“技术总承包”方式，协助朝方在平壤建设一座示范性服装厂（首期产能三十万套），并改造咸兴的一家橡胶鞋厂；中方派遣一个15人左右的技术管理团队，工作期限至工厂稳定投产半年后；朝方以优惠价格向中方提供一定数量的特种无烟煤（用于冶金），并同意建立定期的“轻工业技术信息交流机制”，双方互换公开的技术刊物、样本和展会信息。协议草案将报各自上级批准后正式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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