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佩珊也深受启发，补充道：“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能把朝鲜的工厂成功建好、运营好，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这本身就是对我们大连模式最好的宣传和验证。未来，或许可以以此为案例，吸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友好第三世界国家的类似合作请求，形成可持续的技术输出和资源交换网络。”
“对！”赵刚点头，“这就是第四点，长远布局。我们要把这次对朝援助，当成一个战略支点来经营。因此，在人员选派上，必须精益求精。不仅要有技术好的，更要有政治可靠、善于沟通、有一定国际视野的骨干。佩珊同志，这方面你要重点考虑。”
会议明确了方向。赵刚责成程佩珊在一周内，拿出一个详细的《关于承接对朝轻工业援助项目的初步可行性分析与实施方案建议》，重点阐述如何将大连试点经验进行适应性改造后系统输出，以及对我方可能的多层次收益评估。同时，他通过保密渠道，向中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在即将与朝方进行的正式谈判中，中方代表团应纳入熟悉现代轻工业技术与管理、并具有国际项目运作潜质的专业干部（暗示程佩珊），以便更精准地把控技术合作条款。
回到大连，李云龙和程佩珊立刻进入了“战时状态”。试点车间和培训中心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为可能的对朝援助项目储备人才、完善教材、优化流程。
程佩珊首先对试点半年多来的全部资料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梳理。她从香港“大昌”公司和“联发贸易”的工艺单、质检标准中，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技术要点；将从陈师傅、何师傅、梁师傅那里学到的经验，转化为图文并茂的《标准工序操作卡》和《常见缺陷分析与排除指南》；将自己在管理实践中摸索出的班组计件、质量追溯、生产调度方法，编写成《轻型服装加工厂生产管理手册（草案）》。这些材料，原本是为培训中心准备的，现在被加速完善，并开始翻译成朝鲜文（通过东北局寻找的翻译人才）。
同时，她开始在心里物色人选。援助项目需要几类人：技术全面的“总工”型人才（她心目中的人选是陈师傅，但陈师傅年事已高，且是港方人员，不合适，只能作为顾问，重点培养一名内地骨干）、善于培训的“教官”型人才（从培训中心优秀学员和原有技术骨干中选拔）、懂朝语或至少能与朝方人员有效沟通的“桥梁”型人才（极为稀缺）、以及具备一定项目管理能力的“协调”型人才（她觉得自己可能不得不亲自承担一部分）。
李云龙则发挥他强大的动员能力，开始在全市轻工系统“挖人”。他不再满足于从服装社抽调，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橡胶厂、制鞋厂、甚至生产劳保用品的小企业，寻找那些有技术、肯钻研、政治过硬的中青年技工和管理人员。他给这些人描绘了一幅充满荣誉感和挑战性的图景：“出国！帮兄弟国家搞建设！代表的是咱们中国的工业水平！学成回来，都是专家！”
程佩珊的《初步可行性分析与实施方案建议》很快完成。这份长达五十多页的报告，结构清晰，数据详实，逻辑严密。报告的核心论点是：以大连试点成熟经验为基础，采取“交钥匙工程+技术托管”的混合模式，在朝鲜建设2-3个示范性轻工工厂（建议优先选择被服和制鞋），不仅能高效满足朝方需求，更可为我方带来管理经验系统化、技术队伍国际化锻炼、以及潜在的技术情报与资源交换渠道等多重战略收益。报告还附上了详细的设备清单（区分必须由中方提供、可指导朝方采购、以及可利用朝方现有设备改造的类别）、人员派遣计划、培训课程大纲、以及不同规模的投资预算测算。
报告送到赵刚案头，赵刚阅后大为赞赏，只做了少量修改，便作为东北局的核心建议方案，附上自己的说明，紧急报送北京。
北京方面的反应比预想的要快。也许是因为高层同样看到了其中的战略价值，也许是因为对朝关系的高度重视，中央很快批复：原则同意东北局建议方向，并决定组成由外贸部、轻工业部、东北局联合参与的赴朝谈判工作组，程佩珊作为轻工业技术专家被点名加入工作组。同时，中央指示，大连试点要继续办好，并可以“为援朝项目储备和输送人才”为名，申请一定的资源倾斜。
这意味着，程佩珊将正式走向国际谈判舞台，而她在大连倾注心血打造的试点模式，将接受国家任务的检验，并可能被复制到国境之外。
四月的平壤，金达莱刚刚绽放。中朝轻工业合作谈判在紧张而友好的气氛中开始。朝方代表团规格很高，由主管轻工业的副相牵头，成员包括贸易、工业、计划等多个部门的官员和技术人员。中方代表团以外贸部一位司长为团长，轻工业部和东北局的代表为辅，程佩珊作为技术主谈之一，坐在后排，但面前摆着厚厚的资料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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