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补充道:“记住,我们这一步,不仅仅是为了赚取外汇。更深层的目的是:第一,探索在计划经济框架下,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可行路径;第二,通过‘干中学’,快速培养我们自己的轻工业技术工人、管理人才和外贸人才;第三,为将来可能更广泛的技术和设备引进,积累商业信誉和外汇储备。所以,**首战必胜,必须做出样板!**”
程佩珊郑重地点头,眼中燃起斗志。
程佩珊的南下考察,更像是一场紧张而高效的“地下取经”。她们以“东北地方工业考察团”的普通身份,在广东省轻工业厅同志的陪同下,走访了多个有来料加工业务的社队企业和街道小厂。
在广州郊区的一个公社缝纫社,程佩珊看到了最原始的模式:几十台老旧的家用缝纫机挤在通风不良的平房里,女工们按照香港商人提供的纸样和布料,缝制简单的棉布衬衫。香港老板每隔一段时间来收一次货,按件支付工钱,原料和销路完全由港商掌握。条件简陋,质量不稳定,但确实能赚到一些加工费,更重要的是,让程佩珊直观地看到了订单如何转化生产指令、如何进行最原始的计件管理和质量抽查。
在佛山一家稍大些的服装加工厂,她见到了香港派来的“师傅”——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师傅,负责指导裁剪和关键工序,带来了更规范的工序卡和质量标准卡。工厂的管理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划分裁剪、缝制、熨烫、包装等不同区域。程佩珊仔细询问了老师傅关于针距、线头、尺寸公差、包装方式等具体细节,并索要了一些空白表格的样本。
通过当地干部的私下引荐,她们甚至接触到了一两位常往来粤港的“中间人”。从他们口中,程佩珊了解到更多香港成衣业的运作模式:大的洋行或品牌商下订单给香港的贸易公司或制衣厂,后者再将部分工序或低端产品发包到内地。价格压得很低,但对交货期和最低质量要求很严格。中间人暗示,如果内地有可靠的、规模更大的、条件更好的厂子,他们很乐意牵线,因为香港的人工和地价也越来越贵。
“关键是信用和可控。”一位中间人抽着烟,坦诚地说,“老板们最怕的是货不对板,或者工期一拖再拖,耽误了船期,要赔大钱的。内地这边……以前打交道少,规矩不太一样,所以一开始都很小心,订单量小,条件苛刻。”
程佩珊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写成了一份详尽的考察报告,通过保密渠道发回沈阳。报告不仅描述了现状,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原始的、完全受制于人的加工模式,利润极薄,技术提升缓慢,且容易因港商转移订单而陷入困境。大连的试点,绝不能停留在这种层次,必须从一开始就瞄准**更高的起点**——争取直接与有信誉的香港中型制衣厂或专业贸易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引入相对先进的管理和部分关键技术,生产有一定复杂度和质量要求的成衣(如夹克、裤子、连衣裙),逐步建立自己的生产管理体系和质量控制能力,最终目标是形成能够独立接单、具备一定开发能力的出口基地。
就在程佩珊在南方“取经”的同时,李云龙在大连掀起了另一场风暴。他选定了大连纺织厂的一个旧车间作为首个试点,这个决定遭到了厂里一些老资历干部的强烈反对。
“李组长,那是我们最好的织布车间之一!改成做衣服?那是裁缝铺子的活儿!我们是大厂,要为国家生产重要的棉布!”老厂长梗着脖子。
李云龙眼睛一瞪:“重要?现在仓库里积压的棉布卖不出去,发不出工资,就不重要了?裁缝铺子的活儿?我告诉你,就是这裁缝铺子的活儿,做好了,能换来外汇,能买回咱们急需的机器零件!这是政治任务!你干不了,就让能干的来!”
他以铁腕手段,强行腾空车间,按照程佩珊传回的最基本要求,组织人手进行改造:粉刷墙壁,清理所有杂物,划分出清晰的原料区、裁剪区、缝制流水线、检验区、包装区;检修电路,配备消防器材;拆除老旧的不合规设备,清点可用的缝纫机。同时,他从全市范围抽调了几名有裁剪经验的老师傅和一批年轻、手巧、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女工,组建了第一支试点队伍,由他亲自进行“战前动员”。
“姐妹们,同志们!”李云龙站在还有些凌乱的车间里,对着几十张或好奇、或忐忑、或不服气的面孔,大声说道,“别看现在这里乱,将来,这里就是咱们国家赚取外汇、学习本事的一个‘特区’!你们手里缝的不是普通的衣服,是通往世界的‘门票’!可能一开始很难,规矩多,要求高,但咱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怕过难?当年咱们能在冰天雪地里跟美国鬼子拼命,现在就能在缝纫机前,把衣服做得漂漂亮亮,让外国人挑不出毛病!这是为国争光的新战场!有没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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