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佩珊……女同志？”李云龙有些迟疑。
“女同志怎么了？”赵刚正色道，“苏映雪同志在前线救死扶伤，一样是巾帼英雄。经济建设，更需要细心、耐心和对外部世界的敏感。程佩珊同志的专业背景和视野，很适合打开这个新局面。当然，光有她不够，还需要一个作风强硬、能镇住场面、协调各方资源的人去大连坐镇，把想法落地。”
李云龙明白了，咧嘴一笑：“绕了半天，还是想把老子支到大连去？行！反正重工业这边，大的架子搭起来了，具体攻关有老林、老钱他们盯着。我去大连会会那帮香港老板和潜在的美国客户！不就是做衣服鞋子嘛，老子当年还帮婆娘纳过鞋底呢！”
赵刚也笑了：“不是让你去纳鞋底。你的任务，是给程佩珊同志，给整个大连的轻工业出口加工试点，保驾护航，扫清一切体制内外的障碍。要快，要灵活，必要时可以‘先斩后奏’。我们需要尽快看到第一笔外汇，也需要用这个成功的案例，去说服中央，去堵住那些可能质疑‘与资本主义做生意’的人的嘴。”
“明白！”李云龙一拍大腿，“那就这么定了！我这就去大连！先把摊子支起来！那个程佩珊同志，什么时候能到位？”
“我已经通知她了，明天就来报到。你们先碰个头，制定一个详细的南下考察和前期准备方案。记住，”赵刚语气转为严肃，“此事高度保密，对外只称‘大连地方工业发展调研’。与霍先生及潜在外商的接触，必须通过绝对可靠的渠道，并且所有谈判，最终协议必须符合‘商业归商业’的原则，确保我方利益和政治安全。”
程佩珊比李云龙想象中还要年轻，约莫三十出头，齐耳短发，穿着合体的灰色列宁装，鼻梁上架着一副细边眼镜，气质文雅干练，但眼神清澈坚定，言谈间逻辑清晰，对国际纺织业动态和数据信手拈来。
在东北局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李云龙、赵刚和她进行了首次会面。
“李组长，赵政委，”程佩珊的声音清晰平稳，“接到任务后，我初步梳理了情况。目前国际上，成衣制造确实在向东亚转移。日本承接了大部分中高端订单，但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正在争夺中低端市场。我们的优势在于：第一，劳动力成本极低；第二，政治稳定，工人组织度高，能保证交货期和基本质量；第三，大连港条件优越，海运成本有竞争力。劣势在于：我们完全缺乏现代成衣制造的经验、技术、管理标准和国际市场信誉，几乎没有一家工厂能完全达到欧美买家的基本验厂标准（如厂房安全、消防、基本劳动条件等）。”
李云龙听得认真：“程副局长，你就直说，要干成这事儿，最要紧的是哪几步？”
程佩珊显然早有准备，翻开笔记本：“第一步，也是当前最急迫的，是**‘眼睛向外’和‘练好内功’并行**。我请求立刻带队南下，以学习‘沿海地区发展地方工业经验’为名，实地考察广州、佛山、汕头，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靠近香港的一些公社和生产队，他们已经在承接香港小商人的简单‘发外加工’，比如缝制手帕、编织藤器、组装塑料花。我们要亲眼看看他们是怎么接单、怎么组织生产、怎么进行最简单的质量控制、怎么结算的。同时，在大连，必须立刻选定一两家基础相对较好的纺织厂或服装社，按照初步了解的国际要求，进行**生产环境和管理的初步改造**，哪怕只是粉刷墙面、清理消防通道、划分生产区域、建立简单的计件和质检制度。这需要投入，但这是敲门砖。”
“第二步，**找到可靠的‘桥梁’和‘老师’**。”她继续道，“霍英东先生是理想的引荐人，但他需要明白我们的具体需求——不仅仅是介绍客户，最好能引荐一两家有信誉、有意开拓内地加工业务的香港中型成衣贸易公司或制造商。他们可以提供最初的订单、样品、部分关键辅料（如拉链、纽扣）、以及最基础的技术指导和验收标准。我们可以用优惠的加工费和良好的配合度作为交换，甚至可以在最初一两单不赚钱或少赚钱，目的在于建立关系，学习流程。”
“第三步，**政策与机制的突破**。”程佩珊看向赵刚，“这需要上级授权。我建议在大连划定一个临港的、相对独立的区域，试行特殊的‘出口加工管理暂行办法’，内容应包括：简化这类加工贸易的审批手续；允许外汇收入按较高比例留成给地方和企业，用于进口必要的设备和技术；对用于加工出口的进口原料、辅料实行保税或退税；赋予试点企业更大的用人、分配和管理自主权。同时，必须建立严格的监管和审计制度，防止走私和外汇流失。”
李云龙听得频频点头，这女同志思路清楚，胆大心细。赵刚更是目露赞许：“佩珊同志考虑得很周全。南下考察，我批准，由你带队，配两名懂业务、机灵的干部。大连这边的试点厂改造和特殊政策研究，立即启动，李组长坐镇协调。与霍先生的联系，我来安排，用最安全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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