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东北大地上第一座由苏联援建的大型项目——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一汽）的主厂房开始吊装第一根钢梁时，来自莫斯科的政治风向，却开始显露出微妙的、令人不安的变化。
斯大林逝世已两年有余，赫鲁晓夫在苏共内部地位逐渐稳固，其内外政策显现出与斯大林时代不同的“松动”迹象。在对待中国的援助问题上，这种变化呈现出复杂的两面性。
一方面，“去斯大林化”的暖流似乎带来了某种程度的“思想解放”。一些原本被严格控制的、非核心的工业技术资料和标准规范，开始通过官方渠道或半公开的学术交流，更多地流向中国。苏方派往中国的专家中，也出现了更多愿意在“兄弟友谊”框架下，相对坦诚地交流一般性技术经验、甚至私下透露某些“非机密”窍门的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技术人员对苏联工业体系的理解和学习。
赵刚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窗口期。他指示各工业部门和重点企业，加强与苏方专家（特别是那些态度相对开明、技术水平较高的专家）的个人联系，以“请教技术难题”、“交流生产经验”为名，尽可能多地问、多看、多记。同时，他要求刚刚组建起来的各行业“技术情报室”，加强对苏联公开出版的技术期刊、标准手册、专业书籍的收集、翻译和研究工作，哪怕暂时用不上，也要建立档案库。
“现在是‘海绵时间’，”赵刚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苏联内部有松动，我们要像海绵一样，尽可能多地吸收水分，哪怕是点点滴滴。这些知识，现在可能只是图纸上的线条和数字，但将来可能就是咱们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基石。”
但另一方面，一股更深层的、涉及战略考量的寒潮也在悄然涌动。随着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展现出的韧性和独立自主倾向，以及国内建设步伐加快、对工业体系的掌控力增强，莫斯科高层一些人对中国的戒心似乎也在上升。表现在具体事务上，就是对核心技术和战略资源的转让更加谨慎，甚至出现拖延和设障。
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航空工业和核技术领域。根据早先协议，苏联应援助中国建立喷气式飞机制造能力和提供核能研究的基础帮助。然而，到了具体落实阶段，苏方在提供米格-17（歼-5）的生产许可证和技术资料时，附加了极其苛刻的条件，关键部件的制造技术和材料配方秘而不宣，总装线的核心工装设备交付一拖再拖。在核领域，原先承诺的用于科研的试验性反应堆项目，被以“技术复杂、需进一步评估”为由无限期搁置，相关专家来华计划也被推迟。
更令李云龙火冒三丈的是在重型机械和特种钢材领域。沈阳重型机器厂为配合国家大型水电站（如刘家峡、三门峡）建设，急需的大型水轮机转轮铸锻件技术和重型机床，苏方要么报价高得离谱，要么以“生产任务排满”为由拒绝供货。鞍钢试制新型装甲钢和炮管钢急需的某种特殊合金添加剂，苏方贸易机构先是答应供应，临到签约时又突然改口，要求用数倍的稀有矿产或农产品交换。
“他娘的！这是拿咱们当猴耍呢！”李云龙在得知特种合金添加剂交易黄了之后，在办公室里气得直拍桌子，“需要咱们顶在前面的时候，好话说尽；看咱们自己有点起色了，就掐脖子！这算哪门子‘老大哥’？”
赵刚相对冷静，但眉头也紧锁着：“老李，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苏联有它的全球战略考虑，它既希望中国强大到能牵制美国，又不愿意中国真正强大到脱离它的掌控，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矛盾心态，必然会反映在具体合作中。”
“那咱们怎么办？就干等着？”李云龙瞪着眼。
“当然不。”赵刚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东北的疆域，“两条腿走路，必须更加坚定。第一，对苏联已经承诺、正在执行或可能争取的援助，要继续积极接触，据理力争，能拿到一点是一点，特别是那些我们确实无法独立解决的关键技术。但态度要不卑不亢，原则问题不让步。第二，也是更根本的，**必须加快我们自己的替代研发和备胎计划！** 他卡我们脖子，我们就自己想办法把脖子变粗！他封锁技术，我们就自己摸索技术！”
赵刚迅速调整了策略。他召集钱思远、林致远以及各大厂矿、研究所的技术负责人，开了一次绝密的“自力更生攻关动员会”。会上，他抛出了一份清单，上面列明了当前最受制于人的几十项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关键设备。
“同志们，形势逼人。”赵刚语气沉重而坚定，“靠别人，终究靠不住。这些单子上的东西，就是横在我们工业化道路上的‘腊子口’、‘娄山关’！中央已经下定决心，要集中力量，打一场技术攻关的‘歼灭战’！钱要集中花，人要集中用，目标就是一个：在最短时间内，拿出我们自己的替代方案，哪怕性能暂时差一些，成本高一些，但必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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