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决定，成立若干跨行业、跨部门的“联合攻关指挥部”，由赵刚亲自挂帅统筹。例如：
- “特种合金及冶炼攻关指挥部”，由鞍钢、抚顺钢厂、大连钢厂、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牵头，目标是在两年内，攻克几种最急需的特殊钢材和合金的冶炼、轧制技术，建立小批量生产线。
- “精密机床与重型机械攻关指挥部”，由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重型机器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大连机床厂牵头，重点攻关大型龙门铣、精密坐标镗床、重型锻压设备的设计制造，以及老旧设备的数控化改造试点。
- “化工新材料攻关指挥部”，由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大连化工厂、沈阳化工研究院牵头，主攻合成橡胶、塑料、化纤、特种染料等缺口较大的产品。
- “电子元器件与仪器仪表攻关指挥部”，由钱思远牵头，联合几家无线电厂、电子管厂和研究所，瞄准真空管、晶体管（跟踪世界前沿）、精密电阻电容、示波器、频率计等基础元器件的研制。
李云龙负责给这些攻关指挥部“撑腰打气”和“扫清障碍”。他跑到各个参与单位，对领导拍桌子：“要人给人，要设备给设备！仓库里有的，随便用！没有的，打报告，我去要！谁要是拖后腿、讲条件，耽误了攻关进度，别怪我李云龙翻脸不认人！”
攻关并非易事。缺乏实验设备，技术人员就用土办法模拟；没有详细图纸，就靠测绘样机（有些是费尽周折从香港或其他渠道搞来的旧货或残骸）和反复试验；材料不合格，就一遍遍调整配方和工艺参数。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没有人轻言放弃。许多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吃住在车间、实验室，夜以继日。赵刚和李云龙也时常出现在攻关一线，不是指手画脚，而是送上一份夜宵，解决一个具体的后勤困难，或者只是默默地看上一会儿，那种无形的支持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
就在这种“外争援助、内搞攻关”的双线奋战中。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做了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场政治地震的冲击波迅速波及全球社会主义阵营，也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国内，关于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争论也开始浮现。而在东北建设的实际层面，最直接的影响是：一部分苏联专家因为国内政治动荡或对新领导层政策不理解，工作积极性下降，甚至要求提前回国；一些原定的援助项目和设备交付，出现了更明显的迟滞和不确定性。
“变天了。”赵刚在阅读了有关苏共二十大的内部通报后，对李云龙说，“苏联这艘大船，舵轮在剧烈转向，航向变得模糊不清。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紧贴着它的船舷航行了。必须保持更大的安全距离，同时把我们的船舵握得更牢。”
李云龙深有同感：“早该如此！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咱们自己的工业化，归根结底得靠咱们自己的工人、技术员，靠咱们自己的脑子、自己的手！”
莫斯科吹来的暖流与寒潮交织，意外地成了加速中国东北工业走向更加独立自主、更注重内部创新的催化剂。虽然前路更加坎坷，但方向，却在那冰与火的淬炼中，愈发清晰。
就在东北大地战天斗地、攻坚克难的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那个根据板门店谈判谅解备忘录设立的“中美民间联络办事处”，也在悄然运转，并开始泛起微澜。
办事处位于外滩一栋不起眼的老式建筑里，门面低调。中方负责人是一位经验丰富、精通外语、举止沉稳的老地下工作者出身的干部，化名“陈明”。美方派出的则是一位有着学术背景、言辞谨慎的“商业顾问”，名叫戴维·安德森。名义上，办事处负责处理战争遗留的民间事务，如少量战俘财产转交、失散人员信息查询等，但双方都心知肚明，这更是一个试探性接触和情报交换的隐秘渠道。
陈明定期向赵刚（作为东北工业建设主管，他需要了解外部技术动态）和李云龙（他关注任何可能影响东北安全的动向）发送加密简报。简报内容起初大多是无关痛痒的社交活动记录和美方人员的日常动向。后来，简报中开始出现一些值得玩味的信息碎片。
安德森先生在一次非正式茶叙中，“偶然”提到美国西海岸几家中小型机械公司，对向“远东市场”出口一些“非敏感”的二手机床和测试仪器感兴趣，并暗示如果中方有具体需求，可以通过“适当的商业途径”进行探讨。另一次，他“随口”说起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些华裔学者近期在应用物理、电子工程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并流露出如果他们愿意回国效力，美方“未必会设置过多障碍”的模糊态度。
这些信息看似随意，却精准地指向了东北工业建设中的两个痛点：急需的通用机械加工能力和高端科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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