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安排，兼顾了应急、正规化和长远探索，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李云龙补充道：“三个组，都要！要人给人，要材料给材料（在可能的范围内），需要协调的，直接找我！但是，老子要看到进度！每周汇报！哪个组卡住了，全组人都别想睡安稳觉！”
命令下达，三个工作组迅速行动起来，在已经异常繁忙的工厂里，开辟出了新的、更加紧张的“战场”。
第一组（高射机枪改装） 进展最快。他们找到了一批库存的日式九三式13.2毫米高射机枪（部分损坏），以及美制M2勃朗宁12.7毫米重机枪。老师傅们凭借丰富的机械经验，结合有限的苏式高射枪架图片，用厚钢板、粗钢管和简单的齿轮齿条机构，设计制造出了第一种简易高射枪架。它能实现有限的俯仰和360度旋转，配上一个用步枪瞄准具改装的简易环形对空瞄准具。虽然粗糙笨重，操作不便，精度也一般，但毕竟让机枪能够对空射击了。第一批十几套改装好的高射机枪组被迅速送往鸭绿江边的边防部队和沈阳、鞍山等重要厂矿，虽然效果有限，但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防空信心。
第二组（高炮仿制备战） 则陷入了“无米之炊”的困境。苏式高炮的详细资料极少，仅凭一些模糊的照片和性能描述，难以开展实质性设计。韩工等人心急如焚。他们转而从基础做起：研究大口径身管（如37毫米、57毫米）的锻造和加工工艺可能性；搜集国内可能用于制造炮架和方向机的合金钢材料信息；组织人员学习炮瞄原理（甚至从旧书摊找来一些相关书籍）。同时，赵刚通过外交和情报渠道，加紧向苏联方面请求提供轻型高炮的技术资料或样品，哪怕是最老旧的型号。
第三组（防空火箭研究） 的工作最为神秘，也最富争议。林致远在厂区角落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挂起了“新概念武器研究室”的牌子。小组只有七八个人，大多是像他一样有热情、有想法的年轻技术员和工人。他们白手起家。没有风洞，就用土法模拟气流；没有计算工具，就用算盘和计算尺进行繁复的弹道计算；没有火箭发动机，就先从最简单的固体燃料（黑火药、改进的迫击炮发射药）和稳定尾翼设计开始试验。
失败是家常便饭。最初的火箭模型要么飞不起来，要么在空中乱窜，甚至倒飞回来，险象环生。但林致远和他的组员们毫不气馁。他们从每一次失败中汲取数据，改进设计。他们借鉴了苏制“喀秋莎”火箭炮的一些公开原理（虽然“喀秋莎”是面杀伤武器，精度更差），但努力在弹道稳定性和简易制导（如利用陀螺原理的初步稳定）方面进行探索。钱思远夫妇也抽空过来帮忙，钱思远用他的电子知识，尝试设计最简单的电点火装置；陆秀兰则协助解决一些精密零件的加工问题。
李云龙和赵刚经常去三个组查看。看到第一组的“土高射机枪”已经装备部队，李云龙会咧着嘴笑：“好！有个响动，也能吓唬吓唬那些飞贼！”看到第二组的艰难筹备，他会皱着眉头催促：“资料！想办法搞资料！实在不行，看看能不能从朝鲜那边弄点美国人的残骸来研究！”而走进林致远那个充满刺鼻火药味和杂乱图纸的仓库，他则会变得异常安静，看着那些年轻人围着一个失败的火箭残骸激烈讨论，眼中会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有期待，有担忧，也有对自己不懂领域的深深尊重。
“老赵，”一次从仓库出来，李云龙对赵刚说，“林致远他们搞的这东西，靠谱吗？我看着悬。”
赵刚望着仓库的方向，缓缓道：“科学探索，没有人能保证百分百成功。但历史告诉我们，有时候，恰恰是这些看似不靠谱的奇思妙想和勇敢尝试，能够开辟出全新的道路。哪怕他们最终没能造出可用的防空火箭，这个过程所培养的人才、积累的经验、激发的创新精神，对我们未来的国防科技发展，可能比造出几门高炮更有价值。我们要支持他们，给他们时间和空间。”
就在这种“土法上马”与“正规仿制”并进、“应急改装”与“前沿探索”共存的高强度、高压力状态下，沈阳的兵工厂不仅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更多的步枪、机枪和弹药，也开始艰难地向着防空武器这片空白领域，伸出了探索的触角。机器在轰鸣，炉火在燃烧，而人们的目光，除了紧盯手中的零件和脚下的生产线，也开始更多地投向那片危机隐现的天空。他们知道，真正的考验，或许很快就要到来，而他们必须争分夺秒，为这片土地和天空，锻造出尽可能坚实的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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