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暗战”进行的同时，整个纵队也如同一个庞大的战争机器，围绕着“攻克天津”这个核心目标，高速运转起来，进行着战前最后的、也是最直接的准备。
在香河、宝坻郊外的田野和废弃村落里，出现了一幕幕奇特的训练场景：
炮兵阵地上，炮手们冒着寒风，反复演练从进入阵地、构筑工事、测定诸元、装填发射到迅速转移的全过程。炮弹金贵，实弹射击不多，更多的是模拟训练。观测班的战士则爬到大树顶、房顶上，举着望远镜和测距仪，练习识别目标和计算坐标。一些胆大心细的炮兵干部，甚至带着观测器材，偷偷前出到距离天津城防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实地勘察预设炮兵阵地的地形和射界。
工兵训练场，热火朝天。战士们伐木、锯板、捆扎，制作着各种简易渡河器材：有用人抬的门板筏，有用汽油桶绑扎的浮筏，有用粗竹竿和木头制成的长梯（准备架在护城河上）。还有人研究如何制作“冰桥”——在夜里往冰面上泼水，使其加厚加固。爆破训练更是重点，针对天津碉堡的特点，演练如何接近、如何放置炸药（炸射孔、炸墙根、炸顶部）、如何防止炸药包被敌火力打掉。训练用的“碉堡”，是用泥土和木头仿照情报中的样式堆砌的。
步兵演练场，杀声震天。但不再是传统的集团冲锋演练，而是以班排为单位，在模拟的“街巷”和“院落”（用树枝、土坯、废旧房屋搭建）中，进行着小群多路的战术配合训练。一组扮演“守军”，躲在“房屋”里射击；另一组扮演“我军”，学习如何利用墙角、弹坑隐蔽接敌，如何用机枪火力压制窗口，如何用爆破筒炸开墙壁，如何投掷手榴弹，如何冲入屋内进行近战。针对高楼，训练攀爬（用绳索、爪钩）、投掷燃烧瓶（模拟）、以及呼叫炮兵或火箭筒支援的协同。新补充的“解放战士”和翻身农民新兵，被老兵带着，一遍遍重复这些保命的战术动作。
后勤保障线，如同生命的血管，从东北、从华北解放区，源源不断地向天津前线输送着血液。弹药、粮食、药品、被服、燃料……特别是炮弹和炸药，被优先运送到位。运输队的战士和支前民工，推着小车，赶着大车，甚至肩挑背扛，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敌机偶尔的骚扰，也阻挡不了这滚滚的洪流。
李云龙和赵刚几乎每天都泡在训练场上，检查进度，解决问题，鼓舞士气。看到战士们手上磨出的血泡，脸上冻裂的口子，眼中那种渴望战斗又带着一丝对未知城市战恐惧的复杂神情，李云龙心中既有豪情，也有沉重。
一次，他看到几个新兵在练习爆破动作时畏手畏脚，忍不住吼道：“怕什么？炸药包又没点着！都给我记牢了！在天津，你们面对的是钢筋水泥的碉堡，是交叉的火网！动作慢一秒，犹豫一下，死的就是你，还会连累战友！练！往死里练！练到成了本能，闭着眼也能把炸药包给我塞进敌人的枪眼里去！”
赵刚则更注重思想引导。他召集基层政工干部和党员骨干开会：“……我们的战士大多是农民出身，很多人一辈子没进过大城市。对天津这样的地方，有好奇，也有陌生和畏惧。我们要告诉他们，天津城里的老百姓，和咱们的爹娘一样，都是受苦人。我们打下天津，就是去解放他们。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工厂商店，将来都是人民国家的财产，是建设新中国的家底，我们必须保护好。既要英勇战斗，消灭敌人，又要遵守纪律，爱护城市。这个道理，要反复讲，讲到每个人心里去。”
时间在紧张的备战中飞速流逝。转眼到了12月下旬。华北的严寒更甚，大地冻得铁硬。东北野战军主力已全部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一起，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等点的分割包围。傅作义西逃之路被彻底斩断，海上退路也岌岌可危。平津战役的战略态势已经完全明朗。
东总（四野总部）的命令终于下达：鉴于政治争取北平傅作义起义需要时间，且天津守敌陈长捷拒绝和平解决，决心顽抗，决定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首先攻取天津，彻底断绝傅作义幻想，并取得大规模城市攻坚经验。攻击天津的作战由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统一指挥，组成东西两个突击集团。李云龙纵队被编入西集团，担任主要突击方向之一，任务是从天津西面的西营门地区突破，然后向市中心金汤桥、海光寺、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方向猛攻。
接到命令，李云龙反而平静下来。所有的焦虑、谋划、准备，终于要落到实实在在的进攻上了。他再次召集所有营以上干部，进行最后的战斗部署。每个人的任务、攻击路线、协同信号、应急预案，都进行了反复确认。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李云龙走出屋子，站在寒冷的院子里，望着东南方向。那里，天津城的轮廓隐匿在沉沉的夜色和淡淡的雾霭之后，只有天际线处隐约有一些微弱的光亮，像是巨兽沉睡中不祥的眼睛。凛冽的北风刮过，带着渤海特有的咸腥和远方隐约的、不祥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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