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官是知县，地点在山西一个贫瘠小县。离京前，他去拜别座师。座师姓周，是礼部侍郎，看了他的履历，沉吟道：“山西苦寒，民风彪悍，不好治理。但你年轻，去历练历练也好。”
顿了顿，又说：“做地方官，记住一句话：百姓如水，既能载舟，亦能覆舟。”
林清轩深深一揖：“学生谨记。”
赴任那天，他又坐了船。这次是逆流而上，船行得慢。越往北，景色越荒凉。同船的是个老商人，听说他是新科进士去当知县，摇头道：“年轻人，那地方穷啊。前几任知县，不是被百姓赶走，就是自己待不下去跑了。”
林清轩问：“为何？”
“天旱，地瘠，赋税却重。百姓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交税？收不上税，上峰怪罪；强收税，百姓造反。左右为难。”
船到码头，林清轩下船。眼前的县城比他想象的更破败：城墙塌了一半，街道泥泞，两旁房屋低矮，行人面有菜色。
县衙更是简陋，大堂的柱子裂了缝，后宅屋顶漏雨。县丞、主簿、典史三个佐官来拜见，个个神情淡漠，显然没把这个年轻知县放在眼里。
林清轩不介意。他花了一个月时间，走遍全县八个乡。白天访贫问苦，夜里查阅县志、税册。终于弄清了症结：此地确实贫瘠，但前任知县为了政绩，虚报垦田亩数，导致税赋远超实际产能。百姓不堪重负，只能逃荒或硬抗。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重新丈量田亩。带着佐官和书吏，一块地一块地走，一尺一尺量。有人劝他：“大人，这是得罪人的事。那些隐瞒田亩的多是乡绅，在地方有势力。”
林清轩说：“不得罪他们，就得罪百姓。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还能得罪谁？”
丈量结果出来，实有田亩比账册少三成。他据此重新核定税赋，奏请减免。公文递上去，石沉大海。他连写三封，终于等到回复：不准。
那晚，林清轩在县衙后院独坐。月光很好，他却觉得心里堵得慌。想起离家时父亲的嘱咐，想起座师的教诲，想起船上老商人的话。
也许他真的不适合做官？
正想着，忽然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是县丞老赵，手里提着一壶酒。
“大人，睡不着吧？”老赵自顾自进来，倒了两碗酒，“我在这县衙干了二十年，伺候过六任知县。您是第七任。”
两人对饮。老赵说：“第一任知县，想干事，被乡绅联手挤走了；第二任，不想干事，捞了三年钱，升官走了；第三任，想干事又怕事，干了两年，调走了……大人，您是哪一种？”
林清轩反问：“您觉得我该做哪一种？”
老赵盯着他看了许久，忽然笑了：“我观察您一个月了。您是真想干事，也不怕事。但光有想法不够，还得有办法。”
“什么办法？”
“上面的不准，是因为怕开了这个口子，其他地方也效仿。您换个思路——不减税赋，但可以‘缓征’‘贷种’‘以工代赈’。总之，让百姓能活下去，又不让上面难做。”
林清轩豁然开朗。
此后三年，他用尽了所有办法：春耕时贷种子，灾年时设粥棚，农闲时组织修路挖渠，以工代赈。钱不够，就捐出自己的俸禄，甚至写信回家求助。
三年任满，他离开时，百姓送行的队伍从县衙排到城门外。有人送鸡蛋，有人送布鞋，有个老太太跪在路边，磕了三个头：“青天大老爷，您救了我们一家的命啊。”
林清轩扶起老人，眼眶发热。
上船时，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曾经觉得破败的小城。城墙还是破的，街道还是窄的，但百姓脸上有了血色，眼里有了光。
船开了，老赵在岸上挥手：“大人，保重！”
林清轩站在船头，第一次体会到为官的意义：不是权力，不是荣耀，而是你真正为一些人做了什么。
四、风浪骤起
宦海二十年，林清轩如舟行水上，有顺风顺水时，也有逆风逆浪时。
四十五岁那年，他官至工部侍郎，奉旨督修黄河堤坝。这是肥差，也是险差——工程款八十万两白银，无数双眼睛盯着。
到任第一天，就有商人送来礼单：白银五千两，只求承包一段工程。林清轩当场拒绝，将礼单原封退回。
第二天，工部侍郎沈焕之设宴接风。酒过三巡，沈焕之屏退左右，推心置腹：“林兄，修堤是大事，也是难事。这里面门道多，一个人扛不住。不如这样，你我联手，工程做好，该得的也得，两全其美。”
话说得含蓄，意思却明白。
林清轩放下酒杯：“沈大人，下官只知修堤防洪，保百姓平安。其他的，不懂，也不想懂。”
沈焕之脸色微变，随即笑道：“林兄清廉，佩服。来来，喝酒。”
此后三个月，林清轩吃住在工地，亲自监督每一处施工。他发现多处偷工减料：该用青石的地方用了土石，该夯三遍的地基只夯一遍，该十丈深的桩只打五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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