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上菜的间隙,李慎之将话题转向了我:“小林律师,听文远说,你之前在红圈所做得不错,怎么想到自己出来创业?现在市场竞争很激烈,独立执业不容易。”
我早有准备,叹了口气,露出几分无奈和坚定:“主要是一些家庭原因,想换个环境。另外,在大所虽然平台好,但很多时候感觉像是在流水线上工作,接触不到业务的全貌,也想试试自己能不能从头到尾把控一个项目,虽然辛苦,但更有成就感。”
“家庭原因?”李慎之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词,看了周文远一眼。
周文远接过话,语气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沉重和感慨:“唉,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岁岁和她养父那边的一些纠葛。孩子受了委屈,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我也是支持她的,年轻人,经历点挫折也不是坏事,关键是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他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解释了我的离职,又塑造了一个开明、支持女儿的父亲形象,还暗示了“养父”那边的问题。
李慎之点了点头,没再追问我的家事,转而问:“那你现在的业务方向主要是?”
“主要集中在科技型创业公司的股权架构、融资合规和内部治理这块。感觉这块需求增长很快,虽然客户初创期预算有限,但能陪着企业一起成长,也挺有意思的。”我回答得务实而清晰。
“嗯,这个方向选得不错,有前景。”李慎之评价了一句,话锋忽然一转,“你对跨境投资和VIE架构熟悉吗?”
VIE(可变利益实体)架构,是很多中国公司海外上市的常用模式,也伴随着复杂的法律和监管风险。这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我心里一紧,面上却保持镇定:“学习过,也参与过相关项目的尽调。但目前自己独立操作的经验还不多,主要是协同外部专家。”
“文远旗下有些早期的海外投资,用的也是类似结构,当年还是我帮着参谋的。”李慎之喝了口茶,像是随口提起,“那时候监管环境更模糊,很多操作现在回头看,风险不小。不过文远眼光准,项目本身底子好,这些年增值不少。”
他在试探我?还是仅仅在陈述事实?我注意到周文远神色不变,只是微笑着给李慎之添茶。
“李教授您经手的项目,肯定考虑周全。”我顺着他的话恭维了一句,然后故作好奇地问,“不过,早期的跨境架构,如果当时为了规避某些限制,用了些非常规的协议安排,现在在CRS(共同申报准则)和反避税的大环境下,是不是面临很大的调整压力?”
这个问题,既显示了我的专业度,又将话题引向了“早期非常规操作”可能带来的“现实压力”。
李慎之深深看了我一眼:“压力肯定有。所以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进行合规化梳理和重构。这需要对企业早期的发展路径和当时的决策背景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不是简单的法律条文适用。”
他顿了顿,目光似乎无意地扫过周文远:“有时候,了解得太深,反而是一种负担。律师要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什么该深究,什么该点到即止。分寸感,比专业能力更重要。”
这已经是近乎直白的警告了。他在告诉我,不要试图去挖掘周文远早年那些可能“非常规”的跨境操作细节。
周文远这时笑着打断了略显凝滞的气氛:“好了好了,老李,吃饭不谈工作。别把我女儿吓着了。岁岁,尝尝这个蟹粉狮子头,是这里的招牌。”
我立刻顺从地转移了话题,品尝菜肴,适时地夸赞几句,将刚才那短暂的针锋相对遮掩过去。
接下来的饭局,气氛重新变得融洽。李慎之不再提工作,而是讲了些他带博士生的趣事和学术界的八卦。周文远也分享了一些他投资过程中的见闻。我大多数时间在倾听,偶尔附和,扮演着一个合格的听众和女儿角色。
但我心里很清楚,刚才那番对话,信息量巨大。李慎之看似在警告我,实则透露了几个关键点:一,周文远早年确实有利用复杂跨境架构进行投资的操作,且可能涉及“规避限制”;二,这些操作存在合规风险,正在或需要被“重构”;三,李慎之深度参与了这些早期安排;四,他们对我潜在的调查意图,抱有高度警惕。
饭局在八点左右结束。周文远提出让司机先送我回去。
“不用了,爸。”我连忙拒绝,“我住得近,打车很方便。您和李教授好久不见,再聊聊吧。”
周文远也没坚持,叮嘱我到家给他发信息。
我独自走出餐馆,夜风微凉。我沿着街道慢慢走着,没有立刻打车。老何在耳麦里低声汇报:“林小姐,后方五十米有我们的人。周文远的车还没离开餐馆停车场。”
“知道了。保持距离。”我低声回应。
走到一个相对开阔、人流较多的路口,我才拦了辆出租车,报了一个距离我真正酒店还有两条街的商业中心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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