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上菜的间隙，李慎之将话题转向了我：“小林律师，听文远说，你之前在红圈所做得不错，怎么想到自己出来创业？现在市场竞争很激烈，独立执业不容易。”
我早有准备，叹了口气，露出几分无奈和坚定：“主要是一些家庭原因，想换个环境。另外，在大所虽然平台好，但很多时候感觉像是在流水线上工作，接触不到业务的全貌，也想试试自己能不能从头到尾把控一个项目，虽然辛苦，但更有成就感。”
“家庭原因？”李慎之敏锐地捕捉到这个词，看了周文远一眼。
周文远接过话，语气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沉重和感慨：“唉，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岁岁和她养父那边的一些纠葛。孩子受了委屈，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我也是支持她的，年轻人，经历点挫折也不是坏事，关键是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
他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解释了我的离职，又塑造了一个开明、支持女儿的父亲形象，还暗示了“养父”那边的问题。
李慎之点了点头，没再追问我的家事，转而问：“那你现在的业务方向主要是？”
“主要集中在科技型创业公司的股权架构、融资合规和内部治理这块。感觉这块需求增长很快，虽然客户初创期预算有限，但能陪着企业一起成长，也挺有意思的。”我回答得务实而清晰。
“嗯，这个方向选得不错，有前景。”李慎之评价了一句，话锋忽然一转，“你对跨境投资和VIE架构熟悉吗？”
VIE（可变利益实体）架构，是很多中国公司海外上市的常用模式，也伴随着复杂的法律和监管风险。这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我心里一紧，面上却保持镇定：“学习过，也参与过相关项目的尽调。但目前自己独立操作的经验还不多，主要是协同外部专家。”
“文远旗下有些早期的海外投资，用的也是类似结构，当年还是我帮着参谋的。”李慎之喝了口茶，像是随口提起，“那时候监管环境更模糊，很多操作现在回头看，风险不小。不过文远眼光准，项目本身底子好，这些年增值不少。”
他在试探我？还是仅仅在陈述事实？我注意到周文远神色不变，只是微笑着给李慎之添茶。
“李教授您经手的项目，肯定考虑周全。”我顺着他的话恭维了一句，然后故作好奇地问，“不过，早期的跨境架构，如果当时为了规避某些限制，用了些非常规的协议安排，现在在CRS（共同申报准则）和反避税的大环境下，是不是面临很大的调整压力？”
这个问题，既显示了我的专业度，又将话题引向了“早期非常规操作”可能带来的“现实压力”。
李慎之深深看了我一眼：“压力肯定有。所以需要未雨绸缪，提前进行合规化梳理和重构。这需要对企业早期的发展路径和当时的决策背景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不是简单的法律条文适用。”
他顿了顿，目光似乎无意地扫过周文远：“有时候，了解得太深，反而是一种负担。律师要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什么该深究，什么该点到即止。分寸感，比专业能力更重要。”
这已经是近乎直白的警告了。他在告诉我，不要试图去挖掘周文远早年那些可能“非常规”的跨境操作细节。
周文远这时笑着打断了略显凝滞的气氛：“好了好了，老李，吃饭不谈工作。别把我女儿吓着了。岁岁，尝尝这个蟹粉狮子头，是这里的招牌。”
我立刻顺从地转移了话题，品尝菜肴，适时地夸赞几句，将刚才那短暂的针锋相对遮掩过去。
接下来的饭局，气氛重新变得融洽。李慎之不再提工作，而是讲了些他带博士生的趣事和学术界的八卦。周文远也分享了一些他投资过程中的见闻。我大多数时间在倾听，偶尔附和，扮演着一个合格的听众和女儿角色。
但我心里很清楚，刚才那番对话，信息量巨大。李慎之看似在警告我，实则透露了几个关键点：一，周文远早年确实有利用复杂跨境架构进行投资的操作，且可能涉及“规避限制”；二，这些操作存在合规风险，正在或需要被“重构”；三，李慎之深度参与了这些早期安排；四，他们对我潜在的调查意图，抱有高度警惕。
饭局在八点左右结束。周文远提出让司机先送我回去。
“不用了，爸。”我连忙拒绝，“我住得近，打车很方便。您和李教授好久不见，再聊聊吧。”
周文远也没坚持，叮嘱我到家给他发信息。
我独自走出餐馆，夜风微凉。我沿着街道慢慢走着，没有立刻打车。老何在耳麦里低声汇报：“林小姐，后方五十米有我们的人。周文远的车还没离开餐馆停车场。”
“知道了。保持距离。”我低声回应。
走到一个相对开阔、人流较多的路口，我才拦了辆出租车，报了一个距离我真正酒店还有两条街的商业中心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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