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盯着屏幕上的那两个字，指尖微微发麻。
李长顺。
这三个字像一枚烧红的钉子，狠狠凿进他的记忆深处。
他忽然觉得喉咙干涩，胸口一阵闷痛——仿佛有股寒风正从七十年前吹来。
他闭上眼，风雪声便骤然在耳边炸响：零下四十度的长津湖，冰封的战壕，那个蜷缩在掩体角落的年轻士兵。
呼出的气息刚离唇边就凝成白霜，脚下的冻土硬如铁板，每一次呼吸都像吞下碎玻璃。
他听见远处传来断续的咳嗽声，还有风刮过残破工事时发出的呜咽般的哨音。
士兵怀里紧紧抱着一封用油纸包了三层的信，双手早已失去知觉，指甲泛着青紫。
他的嘴唇冻得发黑，却还在低声念着：“娘，等我回家过年……”声音轻得几乎被风雪吞没，却又固执地一遍遍重复，像是怕忘了这句话。
那时林默以为那只是一句寻常的思念。
可现在，这封来自1952年的家书，竟与七十年前那场投影中的面孔严丝合缝地重叠在一起。
这不是巧合。这是召唤。
他猛地起身，将邮件打印出来，纸张刚出打印机就被攥在手里。
指尖摩挲着焦黑的边缘，粗糙的纹理刺着指腹，仿佛能触到战火燎过的温度——那不是火焰的灼热，而是金属在爆炸中熔化后冷却的余温，带着硝烟与血肉的气息。
这封信不该出现在这里——它本该沉睡在一座无名山岗下，随着主人一同化作春泥。
可它出现了，穿越时空，落在他桌上，落款写着一个真实的名字，一个他曾“看见”的人。
他必须找到这封信该去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林默便带着打印件来到档案室。
赵晓菲正在整理《望远镜里的火焰》的素材，见他神色凝重，立刻放下手头工作。
“怎么了？”她问。
“我想查一个人。”林默把复印件推过去，“李长顺，山东临沂人，抗美援朝时期服役于志愿军第27军某通讯连，极可能牺牲于长津湖战役后期。”
赵晓菲愣了一下：“你是从哪儿拿到这个信息的？”
林默沉默片刻，只说：“是从一段‘遗失的记忆’里。”
她没再追问。
这段时间以来，她已学会不去质疑那些无法解释的事。
她打开数据库，逐条比对姓名、籍贯、部队番号。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档案库中没有李长顺的正式阵亡记录，也没有亲属登记信息。
线索似乎就此中断。
直到她在一份地方志微缩胶片中发现了一条不起眼的记载：“1951年春，临沂县李家屯村民李桂芳赴县民政局查询其兄李长顺下落，未果，后常年守屋盼归。”
“李桂芳？”赵晓菲皱眉，“女性名字，可能是妹妹或堂妹。”
林默的心跳漏了一拍。“继续查她后代。”
接下来三天，赵晓菲辗转联系当地民政、村委、族谱协会，终于通过一位退休教师找到了线索——李桂芳尚在人世，现居江苏常州，年近九十，独居养老院。
消息传来时，林默正站在博物馆窗前。
窗外雨丝斜织，敲在玻璃上发出细密的沙沙声，霓虹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晕成一片迷蒙的光海，倒映着城市匆忙的脚步与模糊的脸。
他望着远方，忽然觉得这座城市的喧嚣如此遥远。
而在某个安静的角落，有一位老人，等了七十年，只为一句未曾抵达的平安。
他当即订了高铁票。
苏晚得知后也赶了过来，提着摄像机说：“我不采访，只是陪着。”她的声音很轻，却让林默心头一暖，像冬夜炉火旁递来的一杯热茶，熨帖而无声。
常州郊区的一栋老式疗养院里，冬日阳光透过玻璃洒在走廊尽头，浮尘在光柱中缓缓旋转。
护工领他们来到一间朝南的房间。
门推开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正坐在轮椅上翻一本泛黄的相册。
相纸边缘卷曲，照片上是穿着粗布衣裳的年轻人，笑容憨厚。
听见脚步声，她缓缓抬头，眼神浑浊却清明。
赵晓菲上前说明来意，递上那封家书的复印件。
老人的手颤得厉害，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起来。
指尖轻轻划过纸面，像在抚摸久别之人的脸庞。
突然，她停住了，手指死死抠住纸角，喉咙里发出一声压抑的呜咽。
“这是……这是长顺哥的笔迹。”她喃喃道，眼泪无声滑落，“小时候他替我写过情书，写错了一个字，后来总笑自己笨……你看这儿，‘归期未定’的‘归’，少了一撇——他就爱这么写。”
林默蹲下身，将原件轻轻放在她膝上。
纸张轻颤，仿佛承载着跨越时空的重量。
“这是我们在一件战场遗物中发现的。1954年，一名回国疗养的老兵在华东军区史料馆捐赠了它——他说是在战友遗体旁拾得，当时信件已被冻裂，但仍用油纸紧紧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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