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的博物馆修复室里，台灯在林默眼下投出青黑的阴影。
他盯着电脑屏幕上被撤下的展览数据，鼠标光标悬在“删除”键上，指尖微微发抖。
那块旧怀表在他口袋里突兀地跳了一下，像脉搏般搏动——这感觉他熟悉，每次想起战场往事，它就像有了呼吸。
窗外的梧桐叶被夜风吹得沙沙响，突然，门被轻轻推开。
苏晚抱着一摞档案袋挤进来，发梢还沾着便利店的冷气：“我去局里调了近十年的观众反馈。”她把袋子往桌上一放，封皮上“抗美援朝主题展览”的字样蹭到了林默手背，纸面粗糙的触感划过皮肤，“你看，去年军博那个展，72%的观众说‘感动但无力’；前年省博的，83%的年轻人留言‘离我们太远’。”
林默的睫毛颤了颤，鼠标慢慢移开。
“他们不是不想记住，是不知道怎么接住这份重量。”苏晚拖了把椅子坐在他对面，羽绒服拉链没拉，露出里面印着“历史不冷”的红色卫衣——那是她去年拍老兵纪录片时定制的，布料洗得有些起球，袖口还留着一道焦痕，像是某次熬夜剪片时被烟头烫到的。
她突然握住林默的手腕，掌心的温度透过他磨损的棉袖口渗进来，带着一种真实的、不容回避的暖意：“我们要展示的不是战争本身，是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希望。”
林默的喉结动了动。
他想起昨晚那个梦，雪地里那些亮得惊人的眼睛——原来他们要的不只是被记住，是被理解。
三天后，当西展厅最后一块展板安装完毕，林默站在空荡的厅中央，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墙上回响。
设计方案敲定后的七十二小时，他们几乎没合过眼。
展馆重新开放那天飘着细雨。
林默站在入口处，看撑着伞的人群鱼贯而入。
西展厅的伪装网换成了暖黄的灯串，灯光落在沙袋堆旁新立的木牌上：“这里曾有十七位战士用体温捂化冻硬的机枪”。
旁边的玻璃柜里，李桂花小心包裹的诗抄正泛着毛边——“雪是云的信/落进领口时/我数到第八片/就当是娘摸了我八下”，字迹因年代久远微微晕染，像被泪水浸过又晾干。
王铁柱的妻子赵秀英捧来的煤油灯摆在最中间，玻璃罩上还留着她擦拭时的指纹，湿漉漉的，映着灯光一圈圈漾开。
“伯母说，灯芯挑高些，光就能多照半里地。”林默凑近看，灯座底部果然有道浅浅的刻痕，是“等顺儿”三个字，笔画歪歪扭扭，像老人摸索着刻的，每一道都带着颤抖的力度。
赵小敏的摄像机始终没停。
那个带着女儿送小红花的年轻父亲正站在火种墙前，女儿踮脚把新折的纸花别在卡片上，胶水还没干透，黏住了她的手套。
他对着镜头笑：“上次撤展时我女儿问，‘叔叔的勇敢故事是不是被风吹走了？’现在她知道，故事是种在心里的种子。”
林默转身时，瞥见墙角缩着个身影——张远航。
苏晚曾提过一句：“张老师听说我们要做互动墙，说‘现在的年轻人懂什么牺牲’。”此刻他举着手机在拍，镜头却总在晃，脸色灰白，手指紧紧掐着边缘，仿佛握着一块烧红的铁。
最后他突然用力按灭屏幕，撞开人群往外走，驼色大衣下摆扫过火种墙，带落一张卡片。
林默弯腰捡起，上面是小学生歪歪扭扭的字：“谢谢爷爷们给我买的和平。”纸角还沾着一点彩虹糖的糖渍，在灯光下闪了一下。
傍晚闭馆时，火种墙已经挂满了三百多张卡片。
有外卖员写：“送单经过纪念馆，想对里面的爷爷说，您守护的城市，现在每盏灯都亮到很晚。”字迹潦草，墨水被雨水晕开了一点。
有中学生画了穿校服的小人拉着志愿军的手，旁白是“这是我们的接力”，彩铅涂得厚厚一层，阳光照上去还能闻到淡淡的蜡香。
林默站在墙前，指尖轻轻拂过一张褪色的明信片。
寄信人地址是丹东，钢笔字迹微微晕染：“1953年我在鸭绿江边接过你们的枪，今天我把它交给新时代的年轻人。”落款是“老兵陈建国”——他的爷爷。
怀表在口袋里轻轻一颤。
他掏出来，表盖上的刻痕似乎比昨日更深了些，在灯光下泛着蜜色的光，那弹孔形状，和箱面上的一模一样。
窗外雨已停歇。
陆家嘴的霓虹穿过玻璃，在火种墙上投下流动的光影，忽明忽暗，像是雪夜里未曾熄灭的篝火。
那些卡片静静悬挂，一字一句，如同穿越风雪而来的一次次握手。
“该去整理爷爷的旧物了。”苏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她抱着个樟木箱，箱盖边缘磨得发亮，像是被无数双手摩挲过。
老馆长今早交给她时说：“你爷爷当年离馆前专门封存的，写着‘待林默继承衣钵之日启封’。”
林默接过箱子，指尖触到箱面上一道细长的划痕——和怀表上的弹孔，形状分毫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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