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赵铁牛的藤椅就放在戏台边,春天晒暖,秋天看云,偶尔有孩子凑过来问他当年的事,他就掏出烟袋,慢悠悠地说:“那会儿啊,枪子擦着耳朵飞,现在听你们念书,比啥都强。”
宋亚轩教的孩子们里,有个叫栓柱的,总爱追着问:“宋老师,国歌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不危险了吧?”宋亚轩就拉着他去看村头的黑板报,上面贴着新写的标语:“日子稳了,骨头不能软”,然后指着远处丁程鑫设计的水塔:“你看那塔,地基打得深,才站得稳——咱的心也得这样。”
贺峻霖的百货店里,总放着台老旧的留声机,转着一张磨花的唱片,是当年张艺兴艺术团录的《松花江上》。有回王二狗的儿子问:“贺叔,这歌咋这么沉呢?”贺峻霖擦着货架上的红星搪瓷缸,笑着说:“沉才好,能压在心里,记着别让日子再变苦喽。”
迪丽热巴的纺织社来了个新徒弟,是当年那个日本军官的女儿,跟着母亲来谢罪的。姑娘跪在地上不肯起来,迪丽热巴把她扶起来,塞给她一团棉纱:“织块布吧,白的,织完了,就当翻篇了。”后来那姑娘织了面锦旗,上面绣着“山河无恙”,挂在了戏台正中央。
孙悟空教的孩子们练起拳脚来虎虎生风,有次他指着远处的山问:“知道为啥练这个不?”孩子们喊:“强身健体!”他咧嘴笑:“对喽,不是为了打架,是为了站直了,别让人再欺负咱!”
秋收的时候,全村人在打谷场忙活,王俊凯和易烊千玺带着孩子们拾谷穗,赵铁牛坐在草垛上抽烟,看着丁程鑫指挥着拖拉机运粮食,贺峻霖数着收来的新米,突然哼起了国歌,调子不太准,却越哼越响。
宋亚轩听见了,停下手里的活,跟着唱起来。接着,打谷机旁的张艺兴、纺织社门口的迪丽热巴、抱着账本的贺峻霖……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孩子们不懂词,就跟着哼调子,歌声混着谷粒滚动的沙沙声,在田野上飘得很远。
夕阳把所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赵铁牛的烟袋锅在暮色里亮了一下,他望着远处升起的炊烟,心里想:当年扛枪的时候,就盼着有这么一天——不用躲炮弹,能踏踏实实站在自家的地里,听着孩子笑,闻着饭香,把国歌,唱成日子该有的样子。
打谷场的歌声,并没有在夕阳落尽时消散。那带着泥土和谷物气息的音调,像一粒饱满的种子,被晚风卷着,吹进了村庄的每一个角落。
接下来的日子,那调子总会在不经意间响起。或许是在清晨,赵铁牛的藤椅边,他眯着眼听宋亚轩带着孩子们上晨读课,朗读声停歇的间隙,不知哪个孩子,用稚嫩的嗓子哼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声音不大,怯生生的,却让赵铁牛手指一颤,烟袋锅里的火星微微一亮。
又或许是在晌午,贺峻霖的百货店里。王二狗的儿子帮着整理新到的货,一边擦着那些印着“劳动光荣”的铝饭盒,一边不成调地哼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贺峻霖正拨着算盘,闻声抬起头,没有打断,只是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笑,手下拨算珠的“噼啪”声,仿佛成了那生涩调子的节拍。
歌声也在纺织社的织机声中找到了位置。迪丽热巴教着那个日本姑娘,如何把棉纱纺得均匀细密。“手要稳,心要静,”她说,“就像这歌,词句要咬得准,气要沉得下。”姑娘学得很慢,但很认真。当织机“哐当哐当”的节奏,偶尔和姑娘低声练习的“我们万众一心”叠在一起时,那冰冷的机械声响,似乎也染上了温度。
变化是细微的,却又是扎了根的。栓柱不再只是追着宋亚轩问“现在不危险了吧”。他带着一群半大孩子,在村头那“日子稳了,骨头不能软”的黑板报旁边,又立了块小黑板,自己用粉笔歪歪扭扭地抄新闻。抄的是丁程鑫从县城带回来的报纸摘要,讲的是哪里建了新工厂,哪里修了铁路,哪里试验田的产量又高了。抄完了,他会指着水塔,学着宋亚轩的语气:“看,塔稳,因为地基深。咱们的好日子,也得有深地基。这地基,就是记着以前为啥苦,现在为啥干。”
孙悟空教的拳脚,也渐渐有了不同的意味。孩子们不再单纯为了“强身健体”而练。有一次,邻村几个半大孩子过来挑衅,推倒了栓柱他们刚立好的小黑板。栓柱没像以前那样直接冲上去打架,他拦住了气得涨红脸的伙伴,指着地上的粉笔字,对那帮挑衅者说:“这上面写的,是让咱们都能过上好日子的法子。你们推倒了字,能推倒修好的水塔?能推倒地里长出来的粮食?”那帮孩子愣住。栓柱弯腰,把黑板扶起来,拍了拍灰,然后拉开架势:“想比划?行啊,按孙师傅教的规矩来,点到为止。打赢了,我请你们听我们唱国歌——不是瞎嚎,是正经唱。”后来,架没真打起来,两边孩子倒是在水塔下坐了一圈,听栓柱他们用还不甚整齐、却格外认真的声音,把国歌唱了一遍。临走时,一个邻村孩子小声说:“你们唱得……跟我们学校老师教的不太一样,但……挺有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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