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赵铁牛的藤椅就放在戏台边，春天晒暖，秋天看云，偶尔有孩子凑过来问他当年的事，他就掏出烟袋，慢悠悠地说：“那会儿啊，枪子擦着耳朵飞，现在听你们念书，比啥都强。”
宋亚轩教的孩子们里，有个叫栓柱的，总爱追着问：“宋老师，国歌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现在不危险了吧？”宋亚轩就拉着他去看村头的黑板报，上面贴着新写的标语：“日子稳了，骨头不能软”，然后指着远处丁程鑫设计的水塔：“你看那塔，地基打得深，才站得稳——咱的心也得这样。”
贺峻霖的百货店里，总放着台老旧的留声机，转着一张磨花的唱片，是当年张艺兴艺术团录的《松花江上》。有回王二狗的儿子问：“贺叔，这歌咋这么沉呢？”贺峻霖擦着货架上的红星搪瓷缸，笑着说：“沉才好，能压在心里，记着别让日子再变苦喽。”
迪丽热巴的纺织社来了个新徒弟，是当年那个日本军官的女儿，跟着母亲来谢罪的。姑娘跪在地上不肯起来，迪丽热巴把她扶起来，塞给她一团棉纱：“织块布吧，白的，织完了，就当翻篇了。”后来那姑娘织了面锦旗，上面绣着“山河无恙”，挂在了戏台正中央。
孙悟空教的孩子们练起拳脚来虎虎生风，有次他指着远处的山问：“知道为啥练这个不？”孩子们喊：“强身健体！”他咧嘴笑：“对喽，不是为了打架，是为了站直了，别让人再欺负咱！”
秋收的时候，全村人在打谷场忙活，王俊凯和易烊千玺带着孩子们拾谷穗，赵铁牛坐在草垛上抽烟，看着丁程鑫指挥着拖拉机运粮食，贺峻霖数着收来的新米，突然哼起了国歌，调子不太准，却越哼越响。
宋亚轩听见了，停下手里的活，跟着唱起来。接着，打谷机旁的张艺兴、纺织社门口的迪丽热巴、抱着账本的贺峻霖……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孩子们不懂词，就跟着哼调子，歌声混着谷粒滚动的沙沙声，在田野上飘得很远。
夕阳把所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赵铁牛的烟袋锅在暮色里亮了一下，他望着远处升起的炊烟，心里想：当年扛枪的时候，就盼着有这么一天——不用躲炮弹，能踏踏实实站在自家的地里，听着孩子笑，闻着饭香，把国歌，唱成日子该有的样子。
打谷场的歌声，并没有在夕阳落尽时消散。那带着泥土和谷物气息的音调，像一粒饱满的种子，被晚风卷着，吹进了村庄的每一个角落。
接下来的日子，那调子总会在不经意间响起。或许是在清晨，赵铁牛的藤椅边，他眯着眼听宋亚轩带着孩子们上晨读课，朗读声停歇的间隙，不知哪个孩子，用稚嫩的嗓子哼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声音不大，怯生生的，却让赵铁牛手指一颤，烟袋锅里的火星微微一亮。
又或许是在晌午，贺峻霖的百货店里。王二狗的儿子帮着整理新到的货，一边擦着那些印着“劳动光荣”的铝饭盒，一边不成调地哼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贺峻霖正拨着算盘，闻声抬起头，没有打断，只是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笑，手下拨算珠的“噼啪”声，仿佛成了那生涩调子的节拍。
歌声也在纺织社的织机声中找到了位置。迪丽热巴教着那个日本姑娘，如何把棉纱纺得均匀细密。“手要稳，心要静，”她说，“就像这歌，词句要咬得准，气要沉得下。”姑娘学得很慢，但很认真。当织机“哐当哐当”的节奏，偶尔和姑娘低声练习的“我们万众一心”叠在一起时，那冰冷的机械声响，似乎也染上了温度。
变化是细微的，却又是扎了根的。栓柱不再只是追着宋亚轩问“现在不危险了吧”。他带着一群半大孩子，在村头那“日子稳了，骨头不能软”的黑板报旁边，又立了块小黑板，自己用粉笔歪歪扭扭地抄新闻。抄的是丁程鑫从县城带回来的报纸摘要，讲的是哪里建了新工厂，哪里修了铁路，哪里试验田的产量又高了。抄完了，他会指着水塔，学着宋亚轩的语气：“看，塔稳，因为地基深。咱们的好日子，也得有深地基。这地基，就是记着以前为啥苦，现在为啥干。”
孙悟空教的拳脚，也渐渐有了不同的意味。孩子们不再单纯为了“强身健体”而练。有一次，邻村几个半大孩子过来挑衅，推倒了栓柱他们刚立好的小黑板。栓柱没像以前那样直接冲上去打架，他拦住了气得涨红脸的伙伴，指着地上的粉笔字，对那帮挑衅者说：“这上面写的，是让咱们都能过上好日子的法子。你们推倒了字，能推倒修好的水塔？能推倒地里长出来的粮食？”那帮孩子愣住。栓柱弯腰，把黑板扶起来，拍了拍灰，然后拉开架势：“想比划？行啊，按孙师傅教的规矩来，点到为止。打赢了，我请你们听我们唱国歌——不是瞎嚎，是正经唱。”后来，架没真打起来，两边孩子倒是在水塔下坐了一圈，听栓柱他们用还不甚整齐、却格外认真的声音，把国歌唱了一遍。临走时，一个邻村孩子小声说：“你们唱得……跟我们学校老师教的不太一样，但……挺有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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