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身说”的吸引力在于它解释了为何李自成死后大顺余部仍长期活跃。事实上，直至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川、贵州等地仍有打着“大顺”旗号的抗清武装，首领多称“闯王部将”或“李氏遗脉”。其中最着名的便是李来亨，他在湖北茅麓山坚持抗清十余年，直至康熙三年（1664年）城破自焚。这些势力的存在，暗示李自成的影响并未随其“死亡”而终结。然而，“替身说”最大的软肋在于缺乏直接证据。没有任何史料明确记载李自成曾使用替身，也没有可靠文献描述其后续行踪。因此，这一说法虽富戏剧性，却难登学术大雅之堂。
除了上述三种主流说法，还有一些边缘理论值得关注。例如，有学者提出“病逝说”，认为李自成在连年征战中积劳成疾，加之兵败后的巨大心理压力，最终在九宫山因病去世，尸体被部下秘密掩埋，故无确切葬地。这一说法较为平实，符合历史人物晚景凄凉的普遍规律。明代许多起义领袖，如黄巢、张献忠等，皆在失败后病逝或暴毙，李自成或许也不例外。但问题在于，若属正常病逝，为何清廷会迅速发布“击毙闯贼”的捷报？这显然与其政治利益不符。
另有“自杀说”者认为，李自成在九宫山陷入绝境，不愿受辱于清军或乡民，遂自尽殉国。此说见于部分地方志和文人笔记，如《通山县志》载：“闯贼穷蹙，自缢林中。”这一说法与崇祯帝煤山自缢形成悲情呼应，凸显了“成王败寇”的历史宿命。但从军事心理学角度看，李自成一生百折不挠，多次濒临绝境仍能东山再起，此次虽败，未必会轻易放弃。况且其身边尚有残部，仍有突围可能，选择自杀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更接近真相？要解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原始史料的对比分析。目前关于李自成之死的最早记录，出自清初降臣杨士聪的《甲申核真略》。该书记载：“闯贼败走，不知所终。”可见在事件发生之初，连亲历者也不知其确切结局。稍后的计六奇《明季北略》则综合多方传闻，写道：“一云死于九宫山，为乡民所杀；一云遁入空门，不知所终。”说明当时已有多种说法并存。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在李自成“死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搜寻与确认行动。顺治二年七月，清军在江西、湖南一带捕获多名大顺旧将，严刑拷问李自成下落。据《清代档案汇编》记载，一名叫高必正的俘虏供称：“闯王已于五月初四日在九宫山被杀，首级被村民割去请赏。”但另一名俘虏李过（李自成侄子）却坚称：“叔父尚在，欲图再举。”两种截然不同的供词，反映出大顺内部对领袖生死的认知混乱。
这种混乱本身或许正是关键线索。在通讯落后的古代，一个领袖的生死消息往往需要时间确认。李自成在九宫山可能确实遭遇袭击，受伤或失踪，导致部下误以为其已死，而清廷为稳定局势，顺势宣布其“已被诛戮”，以瓦解大顺残余势力。这种“政治性宣告”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项羽乌江自刎后，刘邦仍派兵四处搜寻其首级，以确保谣言不起。同理，清廷急于宣告李自成之死，既是军事胜利的象征，也是心理战的一部分。
从地理环境来看，九宫山地处鄂赣交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极易藏匿。即便李自成在此遭遇伏击，也完全有可能在亲兵掩护下突围逃脱，转入深山老林，再乔装改扮，悄然离去。现代学者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九宫山有多条隐蔽小道通往湖南、江西腹地，若熟悉路径，数日内便可脱离清军控制区。而夹山寺所在的石门县，距九宫山约三百里，若轻装简行，十日可达。这为“禅隐说”提供了地理可行性。
此外，文化心理因素也不容忽视。李自成作为“农民皇帝”，其形象在民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百姓不愿接受一位反抗暴政的英雄惨死于乡野村夫之手，更愿意相信他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完成从“乱臣贼子”到“世外高人”的精神升华。这种集体心理催生了大量神话传说，使“禅隐说”在民间根深蒂固。正如岳飞死后有“坟前跪像”，袁崇焕被凌迟后有“祠堂香火”，李自成的“不死传说”也是一种民间正义的补偿机制。
从政治博弈的角度看，李自成之死的真相可能被多方势力刻意模糊化。清廷需要一个明确的“终结符号”来宣告大顺政权的覆灭，因此倾向于采信“被杀说”；而大顺残余势力则可能故意散布“尚在人间”的消息，以维系军心；地方官员为邀功请赏，也可能夸大其词，将普通战果包装成“诛杀闯王”的大功。在这种信息战中，真实反而成了最稀缺的资源。
近年来，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证据浮出水面。DNA技术的应用为破解历史谜题提供了新思路。2013年，湖南考古研究所曾尝试对夹山寺“奉天玉和尚”墓中的遗骨进行基因检测，希望与陕西米脂县李自成家族后裔比对。但由于遗骨保存状况不佳，且李氏后裔血统复杂，最终未能得出明确结论。不过，这一尝试本身标志着历史研究正在走向科学化、实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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