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平太平天国是有功，但功再大，也不能让他掌兵权。要是他在明朝，朕早把他调回京城当闲官，把湘军拆得七零八落，让他手里没兵；就算他敢有半点不满，直接按‘谋逆’治罪，绝不给‘权臣干政’的机会——皇权面前，再能的臣，也得听话！”
明成祖朱棣：“其‘靖难平乱’之劲可学，其‘洋务眼界’当赞”
“朕当年靖难，靠的就是‘敢打敢拼、能扛事’，曾国藩跟朕很像——他丁忧期间敢‘墨绖从戎’，靖港兵败敢两次投江，这份‘不服输’的劲，比那些‘遇败就逃’的软蛋强；他搞洋务，知道‘师夷长技’，比那些‘守着旧规矩’的腐儒有眼界。若他在我朝，朕必让他任总兵官，帮朕打蒙古、修运河，再管着造火器，准能办得扎实。
但他‘太谨慎’，功成后不敢‘争’：手里有兵、有功，却主动裁兵、自污，这是‘浪费机会’。朕当年靖难成功，就敢登基称帝；真用曾国藩，朕得教他‘该争就争’，只要不反，有功就该要权、要位，这样才能更好地干事，别学那些‘胆小怕事’的庸臣。”
清圣祖康熙：于“务实治世”视角，见能臣的可用与可导
“此臣有‘干事之诚’，也懂‘进退之智’，是个能扛事的可用之才，但需教他‘刚柔并济’，才不负‘柱石’之名。”
“他组建湘军平太平天国，在乱局中稳住江南，这份‘临危受命、敢打硬仗’的劲，比朕手下那些‘只会循旧例’的将领强——朕当年平三藩、收台湾，靠的就是周培公、施琅这种‘敢闯敢拼’的臣，若曾国藩在康熙朝，朕必让他领一军守西南，或管着治河、漕运，准能把实事办扎实，不用朕多费心。他搞安庆内军械所，想‘师夷长技’补国力，这份‘不闭耳塞听’的眼界，也比那些‘骂西方为蛮夷’的腐儒强，朕当年也重用南怀仁造火器、改历法，正需要这种‘务实不保守’的人。”
“但他有两处需改：一是‘手段太狠’，安庆屠城、杀民平教案，虽为平乱，却失了‘以民为本’的根本——朕当年平三藩，再恨吴三桂，也从不对百姓滥杀，反而免赋税、安流民，这样才能‘赢民心、固天下’；二是‘对外太软’，天津教案怕开战就赔银子、杀百姓，丢了国格也寒了民心——朕当年面对沙俄，虽想议和，却也先打雅克萨之战，用胜仗换平等条约，哪会‘未战先怯’？”
“最难得的是他‘懂分寸’，功高不骄，还主动裁兵自污，这份‘不恋权’的忠，比年羹尧之流可靠百倍。真用他，朕会派贤臣教他‘仁政’，再给他‘尚方宝剑’撑底气，让他既保得住‘干事的劲’，也守得住‘为民的本’，对外敢硬气，对内不滥杀——这样的能臣，才能真正帮朕护好江山。”
清世宗雍正：“其‘务实较真’之能当重，其‘天津教案’之失当改”
“朕推‘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最缺‘敢干事、能扛骂’的官，曾国藩跟李卫、田文镜一样，都是‘务实派’——他办湘军不玩虚的，选兵、练兵、筹饷都亲自抓；搞洋务不避嫌，明知有人骂‘崇洋’还坚持干，比那些‘只会唱赞歌’的臣子强百倍。若他在雍正朝，朕必让他任督抚，帮朕推新政，压服那些‘反对改革的旧贵族’。
但他‘天津教案’太‘怕事’，为了避战就杀百姓，这是‘丢了原则’。朕当年处理曾静案，再难也不‘委屈求全’；真用曾国藩，朕得教他‘硬气点’，跟列强谈判要‘据理力争’，就算要赔银子，也不能随便杀百姓——臣子干事，得有‘底线’，不然再能，也落骂名。”
清高宗乾隆：“其‘平乱之功’当赏，其‘自污之智’当懂”
“朕治天下，既需‘能臣’办事，也需‘稳’保皇权，曾国藩平太平天国、救清朝于危难，这份功，够得上‘封公赏爵’；他功成后裁兵、自污，懂‘功高震主’的忌讳，这份‘识时务’的智，比那些‘恃功骄纵’的臣子（如年羹尧）强太多。
若他在乾隆朝，朕必让他任两江总督，既让他管着江南富庶之地，也让他远离京城、不掌兵权——既用其才，又防其险。但他搞洋务‘太低调’，明知‘师夷长技’有用，却不敢大声提倡，怕遭非议；真用他，朕得给他‘尚方宝剑’，让他敢推敢干，别学那些‘怕骂不敢动’的软骨头。”
清宣宗道光：“其‘务实扛事’之质当学，其‘教案’之失当改”
“我朝面临‘鸦片之祸、国库空虚’，最缺‘敢干事、能扛骂’的官，曾国藩办湘军不敷衍、搞洋务不避嫌，比那些‘只会空谈禁烟’的臣子强——若他在道光朝，我让他管‘禁烟局’，他定能像平太平天国一样，实打实查鸦片、抓烟贩，不会像林则徐那样‘硬刚英国’引发战事。
但他‘天津教案’太‘软’，怕打仗就杀百姓、赔银子，这是‘丢了国格’。我当年对英国虽妥协，却也没随便杀百姓顶罪；真用他，我会教他‘跟列强谈判要据理力争’，就算要赔银子，也得讨价还价，别让百姓白死，这样既避了战祸，也能少些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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