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其‘救时’之功当记,其‘越矩’之过当批”
“我编《资治通鉴》,最重‘君臣名分、制度规矩’,张居正推改革让明朝国库充盈、边防稳固,这份‘救时弊’的功,该写进史书,让后人知‘能臣救国’的价值——他比那些‘苟且偷安’的保守派强,至少敢为天下先,做实事。
但他‘破规矩’的过,绝不能忍:他联合太监挤走高拱,是‘结宦官干政’;他‘夺情’留任、廷杖谏官,是‘目无礼教、压制言路’。我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是反对‘变’,是反对‘用强权破规矩’;张居正的改革,走的也是‘破规矩’的路,就算暂时有效,也会乱了‘君臣纲常’,这是‘饮鸩止渴’,长远看害大于利。”
徐光启(明代·科学家、官员):“其‘务实’之劲可学,其‘视野’之限可叹”
“我译《几何原本》、推西学,最重‘务实致用’,张居正搞改革不玩虚的——治河就亲自勘察,整税就细化条款,连‘一条鞭法’的白银折算都算得清清楚楚,这份‘较真干事’的劲,比那些‘只会空谈义理’的腐儒强百倍。
但他的‘视野’太窄,只盯着‘明朝旧制’改,没看到‘世界在变’。我当年力推引进西洋火器、改进历法,是知道‘外有强敌’;张居正倒好,整边防只靠‘防蒙古’,对海外的倭寇、西方的势力毫无察觉,就算把明朝内部改得再好,也挡不住后来的‘外患’。他是‘好管家’,却不是‘远谋的战略家’,这是时代的局限,也是他的遗憾。”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其‘干事’之诚可嘉,其‘集权’之弊当警”
“我在《读通鉴论》中论‘君权与臣权’,张居正的一生,恰是‘能臣集权’的镜子——他推‘一条鞭法’减民负,整吏治惩贪官,这份‘为民干事’的诚,比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强,若没有他,明朝或许早亡几十年,这是他的价值。
但他‘独掌朝纲、架空皇权’,本质是‘以臣权代君权’,没跳出‘君主专制’的坑。他在时,靠个人能力压下矛盾;他一死,君权反弹、党争爆发,改革全废,这说明‘靠权臣个人集权搞改革’,终究是‘沙上建塔’。后世当知:好的改革,该靠‘制度’,不是靠‘个人’;该限‘君权’,也限‘臣权’,这样才能长久。”
李鸿章(晚清·洋务派代表):“其‘扛事’之勇可佩,其‘孤战’之苦可感”
“我办洋务、签条约,一辈子在‘骂声中扛事’,张居正推改革时,也是‘一个人扛着全朝的反对’——他要怼权贵、压士绅,还要哄着小皇帝,这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我最懂,比那些‘只会躲在后面骂’的清流强百倍。
但他‘太孤’,不懂‘拉盟友’:改革只靠自己和少数亲信,把士大夫全推到对面,连个帮他说话的人都没有,死后连个维护他的人都找不到。我办洋务,虽也遭骂,却懂‘拉曾国藩、张之洞做盟友’,至少有人一起扛;张居正倒好,活成了‘孤家寡人’,改革成了‘他一个人的事’,这哪能长久?他的苦,我懂;他的错,我也懂——改革不是‘一个人战斗’,得学会‘抱团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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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相第十位:曾国藩
曾国藩:从耕读子弟到“同治中兴”柱石,一个“拙诚”者的逆袭与争议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字伯涵,号涤生,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今湖南双峰)人。他出身耕读世家,却凭“拙诚”与坚持逆袭成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他组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力推洋务开启近代化,却因“天津教案”背负骂名;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信条,留下的《曾国藩家书》影响深远,一生交织着“立功、立德、立言”的理想与晚清乱世的无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也最富启示性的人物之一。
一、早年:耕读世家的“笨小孩”,科举路上的坚持与逆袭
曾国藩的家族是湖南本地的普通耕读之家,祖父曾玉屏是“半耕半读”的乡绅,父亲曾麟书连续17次参加科举,43岁才中秀才——这样的家庭背景,让曾国藩从小就被灌输“读书仕进”的信念,却也因“天资平庸”,走出了一条比常人更坎坷的科举路。
- 7岁开蒙,“背书不如小偷”的钝学时光:曾国藩7岁跟随父亲在私塾读书,记忆力远不如同龄人。相传有一次,他夜里背书,一篇短文读了几十遍仍记不住,躲在房梁上的小偷都听会了,忍不住跳下来嘲讽他“这么笨还读什么书”,然后扬长而去。但他从不在意“笨”的评价,反而养成“日拱一卒”的习惯:每天规定自己必须读完一定页数的书,背不熟就不睡觉,写错一个字就重写十遍,这种“不疾不徐、滴水穿石”的学习方式,成为他一生的行事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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