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比朕会搞制度，‘科举制’让寒门子弟能当官，打破了贵族垄断；朕当年还是靠‘察举制’，难免被地方豪强操控，这点他比朕先进。
他被各族尊为‘天可汗’，靠‘包容’而非‘征服’稳住边疆，和朕对匈奴‘招抚为主、征伐为辅’的策略一致。但他敢让突厥贵族在长安当官，胆子比朕大——朕虽也善待降胡，却不敢让他们靠近权力中心，怕出乱子，这点他比朕有‘格局’。”
唐高宗李治：“父皇当年打天下时，带着我出征高句丽，教我‘临阵不乱’；登基后又让我跟着魏征、长孙无忌学治国，把‘民本’‘纳谏’的道理刻在我心里，这份‘传帮带’，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
他搞‘玄武门之变’，虽说有不得已的苦衷，但也让我从小就知道‘储位之争’有多凶险——我后来被立为太子，处处小心，不敢和李泰、李承乾争，就是怕重蹈覆辙。不过他晚年重用武则天，让她帮着处理朝政，虽说解了他的燃眉之急（身体不好），却给我埋下了祸根——我登基后，武则天一步步夺权，最后连李家的江山都差点丢了，要是父皇当年能早点限制外戚，也不至于如此。
他开创的‘贞观之治’，给我留下了‘仓廪实、百姓安’的家底，我才能接着灭高句丽、平西突厥，把唐朝疆域扩到最大。但他没教我‘如何制衡权臣’，长孙无忌仗着是外戚和辅政大臣，独断专行，连我想立武则天为后都得偷偷谋划，这点要是父皇在，肯定能处理得更好。
他晚年服用‘长生丹药’送了命，给我提了个醒——帝王千万别信方士的鬼话，我后来身体再差，也只敢让太医调理，不敢碰那些‘仙药’，算是吸取了他的教训。”
唐玄宗李隆基：“朕开元年间，重用姚崇、宋璟，搞‘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就是照着父皇（李世民，李隆基尊其为‘太宗’）的‘贞观之治’来的——他靠‘任贤’开创治世，朕也靠‘选对宰相’把唐朝推向鼎盛，这点咱俩像得很。
他北击突厥、通西域，朕也派王忠嗣、哥舒翰守边疆，把吐蕃、突厥打服，还让高仙芝远征小勃律，论‘扬国威’，朕不输他。但他打完仗就‘休养生息’，和西域通商；朕早年也懂这个道理，可晚年糊涂，沉迷杨贵妃，重用安禄山、杨国忠，不仅把‘开元盛世’毁了，还搞出‘安史之乱’，和他晚年‘修宫殿、打高句丽’的小毛病比，朕犯的错太大了，要是能像他那样‘晚年及时止损’，也不至于让唐朝由盛转衰。
他搞‘纳谏’，让魏征天天挑错；朕开元初期也听进忠言，张九龄说安禄山‘必反’，朕一开始还信，后来却被猪油蒙了心，把张九龄罢官，要是能像他那样‘始终信任直臣’，安禄山也掀不起大浪。
他立我太爷爷李治为太子，虽说明知李治懦弱，却没更好的选择；朕晚年也在立储上犯难，杀了太子李瑛，最后立了李亨（唐肃宗），结果他趁‘安史之乱’夺权，让朕落得‘太上皇’的凄凉下场。说到底，帝王选继承人，比打天下还难，父皇当年没做好，朕也没做好，都是教训啊！”
宋太祖赵匡胤：“李世民劝李渊起兵反隋，朕黄袍加身代周建宋，都是‘顺势而为’，懂‘时势造英雄’的道理。不过他是‘子劝父’，光明正大；朕是被部下‘逼’着当皇帝，还得演一出‘三辞三让’，比他累多了。
他‘玄武门之变’杀兄弟，朕‘杯酒释兵权’收武将权，都是为了‘稳定朝局’，但朕比他温柔——他靠‘流血’解决问题，落下骂名；朕靠‘给良田厚禄’让武将放权，既收了权，又保了情分，还没杀一个人，这‘帝王仁术’，朕比他玩得溜。
他重用武将（尉迟敬德、李靖）打天下，朕却‘重文抑武’，怕武将像唐末那样割据——他敢放权给武将，是因为他能镇住场子（李靖再能打，也不敢违抗他）；朕不敢放权，是因为唐末五代‘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教训太深刻，咱俩都是根据时代做选择，难分对错，只是他选了‘强兵’，朕选了‘稳局’。
他搞‘科举制’选人才，朕也延续并完善，还规定‘殿试由皇帝亲考’，让考生成为‘天子门生’，把选官权牢牢抓在手里。但他没像朕那样‘重文轻武’，朝堂上文武平衡；朕把文官捧得太高，武将地位太低，结果宋朝军队战斗力不行，打辽、西夏总吃亏，这点不如他‘文武并重’来得稳妥。”
宋太宗赵光义：“李世民靠‘玄武门之变’上位，朕虽没明着杀哥哥（赵匡胤），但‘斧声烛影’的传言也没断过，咱俩都是‘非嫡长子继位’，懂‘上位不易’的滋味。不过他上位后敢用前太子的人（魏征），显得大气；朕上位后贬谪赵普、打压太祖旧部，怕他们不服，显得小家子气，这点得向他学。
他亲征高句丽没打赢，却能及时撤军；朕亲征契丹（高粱河之战），不仅没打赢，还被箭射伤，坐着驴车逃跑，丢尽了脸面，论‘军事谋略’，朕比他差远了。他打天下靠‘自己带兵’，身经百战；朕没怎么打过仗，靠‘权谋’上位，在军事上确实不如他‘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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