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恐怖，只励志，致敬U12的足球小将们。
我今年三十二岁，当了八年的兵，退役后在老家县城开了个小超市。日子过得不好不坏，就像温吞水一样，喝不死人，也烧不开。但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一个从九岁起就扎在心里的疙瘩——足球。
我九岁那年，县里来了个体育老师，姓王，据说是省体校退下来的。他走遍了全县所有的小学，想挑一批苗子练足球。那时候我跑得快，脚法也还行，被选上了。我高兴得一夜没睡，第二天背着书包就去训练了。可半个月后，县教育局说不行，经费不够，场地也没有，这事儿就黄了。王老师走的那天，我和十几个小孩站在校门口哭，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谁要是真的喜欢，长大了自己想办法。”
这句话我记了二十三年。
后来我去当了兵，在部队里踢过野球，拿过军区比赛的冠军。但那不一样，那只是一个兵种之间的较量，不是真正的足球。我见过真正的足球是什么样子——是那种十一人在场上奔跑，数万人在看台上呐喊，草皮上带着露水的反光，皮球划过空气时带着风声的感觉。那是我做梦都想要的东西。
所以去年年底，我把超市盘了出去，又跟银行贷了二十万，加上退伍安置费，凑了不到五十万，在县城东边的城乡结合部租了一块废弃的厂房，改成了五人制足球场。说是球场，其实就是在水泥地上铺了一层人工草皮，围着铁皮围栏，顶上拉了遮阳网。城里人看来，这玩意儿寒碜得没法看，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诺坎普。
接下来就是找人。我在县城四所小学门口贴了招募启事，上面就一句话：“想学踢球的，来。免费的。”
免费这两个字是关键。在县城，你要说交钱学球，家长连门都不会让你进。但你要是说免费，反而没人敢信。我贴出去的启事第二天就被撕了，一个家长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搞传销的。我说不是，我就是个退伍兵，想让孩子们踢球。人家说了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现在这年头，免费的东西最贵。”
最后还是学校里的体育老师帮我推荐了几个孩子。都是那种成绩不太好，精力旺盛得没处发泄，被老师和家长视为烫手山芋的“问题儿童”。我一共招了十二个，最小的才九岁，最大的十三岁，平均下来差不多十二岁出头。
这十二个孩子，什么模样的都有。
李想，十二岁，长得像个瘦猴，两条腿细得跟竹竿似的，但跑起来比谁都快，百米能跑进十三秒。他妈在菜市场卖豆腐，每天早上三点就起来磨豆浆，李想放学后要去市场帮忙，一有空就抱着个球在菜摊之间钻来钻去。他妈嫌踢球耽误学习，不让他来，我去了三趟菜市场，最后跟她保证，李想的成绩要是下降了，我负责补课，她才勉强松了口。
张一鸣，十一岁，胖墩墩的，跑两步就喘。他爸开大货车，常年不在家，他妈在服装厂踩缝纫机。这孩子打小就喜欢在电视上看球，但从来没人教他踢，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穿了一双凉鞋，跟我说：“陈教练，我能踢吗？”我说能，把凉鞋脱了，光脚踢。他愣是光着脚在人工草皮上踢了一下午，脚底板磨出了血泡也没吭一声。
赵小禾，十三岁，这群孩子里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女孩。她爸是农民工，常年在工地上，她跟着爷爷奶奶过。赵小禾从来不穿裙子，头发剪得比男生还短，说话嗓门大得能震碎玻璃。她是我们队里身体素质最好的，五十米冲刺比大部分男生还快，而且凶狠，铲球一点都不含糊。我第一次见她踢球是在县城中学的篮球场上，她跟一帮初中男生踢，抢球的时候被人推倒了，爬起来二话不说，把人家球鞋踩住，蹲下就把鞋带解了扔出去，那男孩单脚跳了三步就坐地上了。我看得目瞪口呆，心想这孩子行，有股子狠劲。
还有周子衡，九岁，最小的一个，戴着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踢球的时候生怕眼镜掉下来，总是仰着脖子，像只伸长脖子的大白鹅。他爸是我们县中学的物理老师，知识分子，觉得踢球太粗野，不让他来。周子衡每天放学后偷偷溜出来，踢一个小时，然后蹭蹭蹭跑回家，假装一直在写作业。有一次被他爸发现了，在训练场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他拽走，周子衡被他爸拎着后衣领拖出去的时候，扭着头朝我喊：“陈教练，我明天还来！”第二天他果然又来了，镜片上贴了胶布——被他爸摔碎了。
就是这帮孩子，说不像话是真不像话。他们连最基本的颠球都颠不了几个，停球能停出三米远，传球的准头更是随缘。但他们对足球的热爱是真的。那种热爱不是装出来的，是刻在骨子里的。就像我九岁那年的冬天，每天早上五点从被窝里爬起来，冒着零下十几度的冷风跑三公里去训练，冻得鼻涕直流，但一碰到球就浑身发热，那种感觉，叫热爱。
头三个月，我几乎是把部队带新兵的那一套搬了过来。每天下午四点半放学，四点五十集合，先跑两公里热身，然后各种体能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蛙跳、折返跑，一样不少。孩子们叫苦连天，李想第一天就跑吐了，趴在地上不肯起来，我蹲在他旁边，说了一句：“想踢球，先练腿。腿不行，球就认你当主子，你永远当不了球的主人。”他咬着牙爬起来，继续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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