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律所来了一位特殊的委托人。
委托人是一位名叫林秀云的中年妇女，她的丈夫赵建国是一名建筑工人，半年前在为一个名叫“鼎盛装饰”的包工头工作时，从高处脚手架跌落，重伤瘫痪。“鼎盛装饰”的老板王鼎盛咬定赵建国是酒后违规操作，不仅拒绝赔偿，还反诉赵建国损坏了昂贵设备。
一审中，由于缺乏直接证据证明雇佣关系和工作现场情况，加上王鼎盛伪造了所谓的“安全协议”和“证人证言”，林秀云败诉，面临巨额赔偿和丈夫高额的医疗费，生活陷入绝境。她辗转找到名诚律所，但几乎所有律师看过卷宗后都认为翻案希望渺茫，二审基本是走个过场。
会议室里，气氛凝重。主任和几位合伙人都在摇头。
“江律师，你的同情心我们理解，但这个案子……一审证据对我们太不利了。对方准备的证据很充分，那个所谓的安全协议上的指纹经过鉴定确实是赵建国的，虽然我们怀疑是被诱骗按下的，但无法证明。现场唯一的证人是王鼎盛的亲戚，证词一边倒。二审想翻盘，难如登天。”主任语重心长的说。
江寻看着手中林秀云丈夫躺在病床上、眼神绝望的照片，以及林秀云那双布满老茧和泪水的手，心里堵得难受。
她想起了沈知远说过的话：“有时候，看似绝境的棋，换个角度，或许能找到一线生机。关键在于，你敢不敢下，以及，能不能找到那个被所有人忽略的支点。”
她抬起头，眼神坚定：“主任，各位，这个案子，我想接。我知道胜算不大，但我觉得还有调查的空间。一审的焦点一直在雇佣关系和事故责任上，我们或许可以尝试寻找新的突破口。请给我一次机会，如果最终败诉，所有责任我来承担。”
看着她眼中的执着和勇气，主任最终叹了口气，点了点头：“好吧，江寻，这个案子就交给你负责。需要什么支持，尽管提。”
接下案子后，江寻和助理小何立刻投入工作。她们反复研究一审卷宗，发现疑点重重：
“安全协议”的签署日期模糊，且是在一个非正规的小打印店制作，格式极不规范。证人是王鼎盛的堂弟，证词细节过于完美，像是精心排练过的。一审时现场早已被破坏，没有第一时间拍照或录像。
江寻决定从外围入手。
她和小何首先去了赵建国出事前常等活的劳务市场，试图找到当天同样被王鼎盛雇佣的其他工人。但工人们大多流动性强，不愿惹事，询问了一圈，一无所获。
她们又找到那家制作“安全协议”的打印店。
店主是个胆小怕事的中年人，在王鼎盛暗中威胁下，一口咬定就是赵建国自己来打印并签的字，其他一概不知。
调查陷入了僵局。
深夜，江寻还在办公室对着卷宗发愁，忍不住给沈知远打了视频。沈知远那边似乎是清晨，他正在晨跑。
听完江寻沮丧的叙述，沈知远边跑边冷静地分析：“对方的证据链条看似完整，但越是完美，越可能有漏洞。打印店老板怕事，是因为有切实的威胁。工人们不愿作证，是觉得事不关己，且没有好处。你想打破僵局，光靠法律条文和询问是不够的。”
他给出一个方向：“试试看，能不能找到比王鼎盛更能让他害怕的人，或者，给那些工人一个无法拒绝开口的理由。另外，别只盯着人和纸，现代社会，很多行为都会在数字世界留下痕迹，比如……移动支付的流水，通讯记录的基站定位？”
沈知远的话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江寻的思路！她之前一直困在传统的调查思路里。
隔天她申请了法院调查令，调取了赵建国和王鼎盛在事发前后的移动支付记录和通讯记录。发现事发当天早上，赵建国曾给一个陌生号码转过一笔小额“餐费”，这是工头常让工人代买早餐的惯例，而这个号码经查证，属于王鼎盛的另一个手下。更重要的是，基站定位显示，赵建国手机在事发时间段，一直停留在工地所在区域，这与王鼎盛声称的“赵建国私自离岗喝酒”完全不符！
江寻通过沈知远的一些渠道，了解到王鼎盛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包工头“刘老虎”，王鼎盛只是他的一个下线。刘老虎在行业内以手段狠辣着称，但极其看重自己的“声誉”，怕惹上麻烦。
江寻设法将案件可能引发的舆论关注和劳动监察部门介入的风险，“不经意”地传递到了刘老虎耳中。
与此同时，江寻和小何再次找到那些工人，这次她们不再空口询问，而是带去了林秀云一家困境的详细资料和一位民生记者。她向工人们表明，这不仅是在帮赵建国，也是在维护所有工人的权益，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赵建国。
在情理和潜在压力下，终于有两名当时在场的工人私下承认，他们目睹了赵建国跌落的过程，根本不存在喝酒，而是脚手架本身存在安全隐患，王鼎盛为了省钱没有及时更换。他们也证实，所谓“安全协议”是出事后王鼎盛逼着神志不清的赵建国按的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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