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最后一帧画面在银幕上淡去，观影的人群如潮水退却迅速散去。天穹上，皎月与繁星静静悬垂，将清辉倾洒在史明刚身上，似是默默注视着他卸下银幕、收拾放映设备，而后拖着略显疲惫的身影，缓缓返回村委会。
此时的村委会内，灯火依旧明亮。马友志正与一众村干部围坐桌前，眉头紧锁地商讨着马自全儿子马洪军的事。这个精神失常的年轻人，近日在村中接连伤人，马大宝和马志强更是被他打得伤势严重，令人揪心。
追根溯源，马洪军的悲剧早在祖辈已埋下伏笔。当年，因家境贫寒，马洪军的爷爷马珍无奈之下，从大辛庄为儿子娶回一个哑巴媳妇，后来生下马洪军。尽管母亲口不能言，却聪慧过人，马洪军不仅继承了这份灵气，也未受聋哑之困。四五岁时，他能熟练解读母亲的手语，成了母亲与外界沟通的 “小翻译”，为这个特殊的家庭带来些许温暖与生机。
然而：“一打三反” 那年，饥荒如阴霾笼罩大地。为了填饱肚子，马自全冒险去地里偷掰了几个玉米，不幸被公安员当场抓获，带到大队审问。龚志兵一脸威严，打着手势质问：“你干这种事，是不是对社会不满？” 马自全一时慌了神，不知如何作答。承认不满，无疑是自找麻烦；可否认的话，又如何解释偷玉米的行为？慌乱中，他竟鬼使神差地应说：“嗯，你说不满就不满吧。”
这句糊涂话，如同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掀起滔天巨浪。马珍夫妇因早年入过一贯道，本就身份敏感，龚志兵趁机将马自全的出身与这番言论牵强附会，无限上纲上线。原本只是为充饥的无奈之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定性为 “现行反革命”。几个造反派冲进大队，对马自全拳脚相加，拳脚声与求饶声交织，令人胆寒。
那时，马洪军还是个懵懂孩童，听闻父亲被审，心急如焚跑到大队。当他看到父亲被打得遍体鳞伤，一股血气直冲脑门，不顾一切冲进去护着父亲。龚志兵恼羞成怒，一巴掌狠狠甩在这个十几岁孩子的脸上。这巴掌，不仅打碎了少年的天真，更击碎了他的精神世界，从此，马洪军的人生偏离了正轨，精神逐渐失常。
起初，病情还不算严重，可随着年岁增长，病症愈发严重，伤人事件也愈发频繁。村干部们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束手无策，急得团团转。
史明刚走进村委会，听到众人谈论此事，本能地觉得这是村干部们的事，与自己无关。他放好放映机，转身欲走，被马友志叫住：“明刚，你对这事怎么看？给大伙出出主意。”
“这是你们村干部商量的事儿，我掺和不合适吧？” 史明刚有些犹豫。
马友志语重心长地说：“你也是党员，更是咱村的一份子。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我们就想听你说说想法。”
盛情难却，史明刚思索片刻后开口：“依我看，这问题在咱村已经相当严重了。村里像马洪军这样的精神病患者不止他一个，背后的根源，说到底还是过去经济落后、生活困苦，再加上残酷的阶级斗争，大伙经济和精神上被压得喘不过气，才导致这么多人精神出问题。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法律在这方面没有明确规定，该由谁管、怎么管，没个准数。公安说该卫生部门管，卫生部门又推给警察，还有人觉得民政部门该负责，结果就是互相推诿，最后没人管。
咱们村委会虽然在法律上没有强制处理的权力，但眼睁睁看着村民的安全和财产受威胁，良心上实在过不去。我想，咱们可以以村委会的名义给上级写个提案，建议国家从法律层面明确这类问题的处理办法。只要有了法律依据，以后办事就有章可循了。”
“咱一个小村子，给国家提建议，人家能搭理吗？” 有村干部面露怀疑。
史明刚语气坚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咱们村委会也是一级组织。这种问题肯定不是咱村独有的，全国各地都有。只要大家发声，就有可能引起重视。能不能解决是上面的事，但反映不反映，是我们的责任。”
“那在等国家政策下来之前，眼下这情况怎么办？总不能放任不管吧？” 又有人追问。
“当然不能不管！” 史明刚神色严肃：“可以先采取些临时措施。第一步，对全村的精神病人做一次全面排查，按病情轻重分类；病情严重、有伤人风险的，请求公安协助家属进行强制治疗；同时，向县、乡政府申请救助金，帮一帮那些没钱治病的家庭。”
马友志听后，双手不自觉地摩挲起来，眼中满是赞同：“我觉得明刚说得在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不妨试试。” 在马友志的支持下，众人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
马友志趁热打铁：“明刚，这提案就由你来写吧。写好后，咱们再开个会讨论一下，等我去公社开会时就交上去。”
史明刚苦笑着调侃：“下次可别叫我掺和这事了，一开口就多了一堆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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