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邻居，李秀娥松了口气，拉着凌风的手：“小风，还是你有办法，不然今天这红薯干肯定保不住了。”
凌风却没笑，他把墙上的红薯干摘下来，仔细叠好，放进屋里：“妈，以后家里的东西，尤其是吃的，一定要藏好，别再让她们看见了。”
李秀娥点点头：“知道了，以后我一定注意。”
凌建国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脸色沉沉的：“这老宅的人，真是没完没了了！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
“爹，别担心。”凌风坐在他旁边，声音平静，“现在天旱，她们心思都在粮食上，等过阵子，她们自顾不暇，就没功夫来找咱们麻烦了。”他没说的是，干旱只会越来越严重，到时候，村里的粮食肯定会紧张，老宅的人，怕是会更疯狂。
这天晚上，凌风把晒好的红薯干都收进了空间，又去了趟后山洞穴，把里面作掩护的粮食又整理了一遍，确保不会受潮。回来的路上，他望着天上的月亮，心里的紧迫感越来越强——老宅的纠缠像牛皮糖，甩不掉；即将到来的干旱，更是悬在头顶的利剑。
他必须更快地准备：空间里的粮食要再多囤点，后山的洞穴要再加固，还要想办法弄点能应对干旱的农具，比如水桶、水瓢，甚至是简易的灌溉工具。
他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山林——那里或许有更多的水源，或许有能吃的野菜、野果，甚至可能有更多的野蜂窝，能换更多的物资。但那里也藏着未知的风险，比如野兽，比如迷路。
可他没得选。为了家人能安稳度过难关，就算再难，再危险，他也得去闯一闯。
夜风拂过山林，传来阵阵树叶的“沙沙”声，像是在诉说着未知的挑战。凌风握紧了手里的锄头，眼神坚定——不管前面有多少困难，他都会带着家人，一步步走下去，守住这个家，守住他们的希望。
夏末的日头像团火球，烤得山坳里的土地裂出密密麻麻的纹路，村口的河床裸露出大片灰白的石头，连耐旱的狗尾草都蔫蔫地垂着头。村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绷，大队部的广播每天都在喊“节约用水”，还组织了社员轮流守夜，盯着村西头那口仅存的老井——井水只剩下浅浅一汪，每天天不亮就有人排队，偶尔还会因为“谁多打了半桶”吵起来。
就在这压抑的当口，老凌家却出了件让王菊香格外张扬的事——在县城读书的长房长孙凌强，和二房次子凌勇，放暑假回来了。
消息传到老宅时，王菊香正坐在门槛上抱怨天旱，一听这话，立刻从凳子上弹起来，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忙不迭地往厨房跑：“老头子，快！把那袋白面拿出来！给强子和勇子烙饼！再把鸡窝里那几个鸡蛋煮了！”
凌铁柱原本板着脸抽旱烟，听到孙子们回来，嘴角也微微动了动，只是没说话，手指却放慢了敲烟袋锅的节奏。
傍晚时分，凌强和凌勇背着书包走进了老宅院门。凌强穿着件半新的蓝布学生装，袖口挽得整整齐齐，胸口别着支黑色钢笔——那是县城学生的标志，他走得笔直，下巴微微抬着，眼神扫过院子时，带着种不自觉的优越感。凌勇则穿得随意些，是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可嘴巴甜，一进门就喊“爷”“奶”，还把从镇上买的一小包糖块递到王菊香手里，哄得王菊香眉开眼笑。
晚饭时，老宅的桌子上罕见地摆上了白面烙饼和煮鸡蛋，凌强和凌勇面前各放了两个，而凌建军夫妇和凌建设夫妇，只能啃掺了麸子的窝头。王菊香一个劲地给两个孙子夹饼，嘴里念叨着：“强子在县城读书辛苦，得多吃点！勇子在镇上也不容易，快，把鸡蛋吃了！”
饭桌上，王菊香和赵桂芹你一言我一语，把三房的事添油加醋说了一遍——从“分家时抢东西”到“偷用队肥”，再到“藏着蜂蜜不给老人吃”，最后还说“菜种得好是走了狗屎运”，把三房说成了“不孝又自私”的样子。
凌强听着，只是偶尔点点头，眼神里没什么波澜，却在听到“蜂蜜”和“菜地”时，指尖顿了顿。他自持是“读书人”，不屑于跟三叔一家计较这些“鸡毛蒜皮”，但心里也觉得三房“不懂规矩”——哪有分出去单过就不把老宅放在眼里的？
凌勇却听得眼睛发亮，时不时插一句“真的假的？”“他们家真有蜂蜜？”，眼神里满是好奇和贪婪。他在镇上读书时，就总觉得家里穷，看着同学有零花钱、有新文具，心里早就不平衡了，现在听说三叔家“有门路”，顿时动了心思。
第二天一早，凌强揣着本书，去了村头的老槐树下，跟几个同样读书的年轻人聊天，偶尔瞥向三房方向时，眼神里带着审视的轻蔑——那间破屋、那片菜地，在他眼里不过是“乡下人的小打小闹”。
凌勇却没闲着，吃过早饭就借口“逛逛山坳”，溜溜达达地摸到了三房家门口。他扒着院门往里看，正好看到李秀娥在院子里翻晒红薯干——那是凌风故意留的“样子货”，量不多，晒在竹筛里，看起来不起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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