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重庆，像一只被置于文火上的瓦罐，罐里盛满了全城四百万军民的焦灼与汗水。长江与嘉陵江蒸腾起的水汽，被两岸的山峦死死锁住，化作一片挥之不去的湿热，黏在每一个人的皮肤上，渗入每一个人的呼吸里。我的参谋本部公署位于渝中区，这座由旧式院落改造而成的建筑群，即便在每个房间都放上了冰块，也依旧驱不散那股令人心烦意乱的闷。
窗外的知了声嘶力竭地嘶鸣着，仿佛在为这个苦难的国家吟唱着一曲永无休止的悲歌。我站在巨大的沙盘前，目光却并未聚焦于眼前的山川河流模型，而是穿透了闷热的空气，穿透了层层的地理阻隔，投向了千里之外的湘北、鄂南。那里，一场关乎国运的巨大风暴正在酝酿，而我，则是那个站在风暴中心，试图驾驭风暴的人。
时间已经进入一九三九年的八月第一周。
自从五月的随枣会战以一种惨烈的平局收场后，中原战场的枪炮声暂时平息了下来。但这短暂的宁静，在我看来，比炮火连天的战场更令人不安。它就像是两次巨大海啸之间的短暂退潮，表面的平静之下，正积蓄着足以吞噬一切的恐怖力量。这股力量的核心，是一个我绝不敢掉以轻心的名字——冈村宁次。
那个矮小精悍、目光阴鸷的日本陆军中将，此刻正以其第十一军司令官的身份，坐镇武汉，像一只蓄势待发的毒蛛，精心编织着他那张企图绞杀第九战区的巨网。随枣会战中，他那手“分进合击、多路围攻”的战术虽然被我提前洞悉并加以反制，未能达成围歼我第五战区主力的战略目标，但其战术执行之坚决，兵力调度之精准，依旧让我后背发凉。我深知，冈村宁次不是一个会轻易罢休的人。一次失败，只会激起他更疯狂的反扑。
我的手指在沙盘上轻轻划过，从武汉出发，沿着长江南岸，一路指向长沙。这条线，就是冈村宁次最有可能的进攻轴线。长沙，这座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不仅是第九战区的指挥中枢，更是连接华中与华南的战略枢纽。一旦长沙失守，日军便可沿粤汉铁路南下，与广州的第二十一军南北对进，彻底切断我西南大后方与东南沿海的最后联系。更重要的是，在经历了持续两年的苦战之后，无论是军队还是民众，士气都已处在一个微妙的关口。我们需要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来提振人心，而日本人，同样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来扫除随枣会战未能竟全功的阴霾，并向全世界炫耀其“膺惩暴支”的武力。
“次长。”
作战厅厅长刘斐将军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他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微胖中年人，镜片后面的双眼，总是闪烁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忧虑。作为我的直接下属，他负责着整个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制定与指导，也是我战略意图最主要的执行者。
“这是军令部刚刚送来的七月份全国战场态势综述，还有……第九战区薛长官关于湘北防御的初步计划。”他将两份厚厚的文件轻轻放在我面前的红木大桌上，桌上的电风扇呼呼地吹着，却只能扬起几张无关紧要的纸片，吹不走满室的沉重。
我没有立即去看文件，而是转身看着他，问道：“刘厅长，你觉得冈村宁次什么时候会动手？”
刘斐沉吟了片刻，扶了扶眼镜：“从情报上来看，日军第十一军正在频繁调动。其麾下的第六师团、第三十三师团、第一零一师团、第一零六师团均有向鄂南、赣北集结的迹象。特别是他们的炮兵和工兵部队，活动异常频繁。武汉的日军机场也在扩建，似乎是在为大规模航空兵支援做准备。综合判断，我认为，快则九月初，慢则九月底，冈村宁次必然会发动一场以长沙为目标的攻势。”
我点了点头，刘斐的判断与我不谋而合。历史的车轮，并未因为我的到来而改变其既有的轨迹。第一次长沙会战，终将如期而至。
“我们的准备呢？”我继续问道。
“第九战区目前下辖十五个集团军，总兵力超过五十万。薛长官的计划，是典型的阵地防御战。他打算依托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这三条天然防线，层层阻击，节节抵抗，以空间换时间，最终将日军拖疲、拖垮在长沙城下。”刘斐的语气很平淡，似乎只是在复述一份没有感情的文书。
但我却从他的平淡中，听出了一丝不认同。
我拿起薛岳的那份计划，快速地翻阅着。这份计划写得非常详尽，兵力部署、阵地构筑、后勤补给，面面俱到，堪称一份教科书式的防御作战方案。薛岳，这位被日本人称为“长沙之虎”的将领，其指挥能力和作战意志都毋庸置疑。然而，我却在这份看似完美的计划中，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太正了。”我放下文件，轻轻吐出三个字。
刘斐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他知道我领会了他的意思。“是的，次长。太正了。一板一眼，四平八稳。这样的计划，或许可以抵挡住阿南惟几或者西尾寿造，但用来对付冈村宁次，恐怕……会吃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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