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武汉，像一口密不透风的巨大蒸笼，将三镇的百万生灵悉数裹在其中，用无休无止的湿热浊气，一遍遍地熏蒸、炙烤。自从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这座华中重镇的命运，便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白天，街头巷尾的广播里，播放的是激昂的抗战歌曲和前线“节节胜利”的虚假捷报；夜晚，灯火管制下的城市陷入一片死寂，只有偶尔划破夜空的凄厉防空警报，和江汉关沉闷的钟声，提醒着人们，战争的阴影，正如同这粘稠的暑气一般，无孔不入，日益迫近。
我的官邸，或者说，作为参谋本部参谋次长，我临时的办公与居住之所，位于武昌蛇山南麓的一处僻静院落。这里曾经是一位前清遗老的花园，亭台楼阁，曲径通明，颇有几分雅致。但现在，这份雅致早已被战争的紧张气息所取代。花园里挖出了纵横交错的防空壕，原本用以观赏荷花的池塘，也被抽干了水，堆满了沙袋，成了一个临时的防空洞入口。我的办公室，就设在园中最核心的一座两层西式小楼里，二十四小时灯火通明，电话铃声、电报机滴滴答答的声响，以及参谋们急促而压抑的脚步声，构成了这里永恒不变的交响乐。
七月的第一天，当我拉开厚重的遮光窗帘，一缕带着火气的天光，便迫不及待地涌了进来，将巨大的作战地图照得纤毫毕现。那张地图占据了整整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着红蓝两色的箭头和番号。红色的箭头，代表着我们的部队，虽然看起来数量众多，却在广阔的战线上显得有些单薄；而蓝色的箭头，代表着日军，虽然数量不及我们，但每一个箭头都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狠狠地刺入我们国家的腹地，尤其是在长江沿线，那抹刺眼的蓝色，正顺着江水，毫不迟疑地指向武汉的心脏。
我的目光，落在了地图上一个名为“九江”的节点上。它像一颗钉子，死死地钉在长江与鄱阳湖的交汇处。就在几天前，六月二十七日，下游的马当要塞失守了，这消息像一块巨石，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马当要塞，我们曾吹嘘为“牢不可破的东方马其诺防线”，为此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构筑了数年之久。然而，在日军海军舰炮的猛烈轰击和陆战队的凶悍登陆下，它仅仅支撑了不到三天。防线的崩溃，不仅意味着长江的门户被彻底打开，更严重的是，它对我军的士气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一股悲观、恐慌的情绪，如同病毒一般，从前线蔓延到了武汉。
“次长，第九战区的薛司令长官电话。”我的副官陈海平轻轻推开门，低声报告。他的军装永远笔挺，表情也总是那么一丝不苟，但眉宇间那抹挥之不去的忧虑，却暴露了他内心的真实情绪。
我点了点头，走到旁边隔间里那部红色的保密电话机前，接过了听筒。听筒里传来一阵嘈杂的电流声，随即，一个沙哑而中气十足的嗓音响了起来，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韩次长吗？我是薛伯陵！”
薛伯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一头桀骜不驯的猛虎。他的战区，此刻正首当其冲，直面日军第十一军的兵锋。冈村宁次这个老对手，正指挥着他最精锐的几个师团，沿着长江南岸，气势汹汹地扑过来。
“伯陵兄，武汉的暑气，怕是比不上你那里的火气大吧。”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些。在这种时候，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而我作为事实上的最高指挥官，必须是信心的源泉。
“韩次长还有心情说笑！”薛岳的声音里充满了焦躁，“马当丢了，湖口也岌岌可危。倭寇的水上优势太大了，他们的军舰在江面上横冲直撞，我们的岸防炮根本够不着他们！现在冈村宁次的下一个目标，明摆着就是九江！我的部队，已经按照您的命令，在九江外围布防，可弟兄们心里都没底啊！这仗，怎么打？”
他的问题，尖锐而直接。这不仅仅是他的问题，也是整个参谋本部，乃至全国军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平汉路、津浦路的相继失陷，已经证明了我们想通过单纯的阵地战、消耗战来阻挡日军的进攻，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在装备、训练、协同作战能力上，与日军存在着代差。尤其是在长江这种水网密布的地区，日军可以充分发挥其海军和航空兵的联合作战优势，对我们的岸防阵地实施降维打击。
我沉默了片刻，脑中飞速地运转着。我清楚地记得，在原来的历史上，九江之战打得极为惨烈，守军虽然英勇，但在日军海陆空一体的立体进攻面前，损失惨重，最终还是没能守住。而我，来到这个时空，不是为了重复历史的悲剧。我的使命，是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迟滞他们的进攻，为我们争取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伯-陵兄，”我加重了语气，让每一个字都显得清晰而有力，“仗，当然要打。但怎么打，我们必须要换个思路。我问你，九江这座城，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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