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是纯粹的，如墨汁滴入清水，瞬间吞噬所有光亮与色彩。
陈景明没有喊，没有挣扎。
在那极致的惊恐之后，涌上来的竟是一种诡异的平静。
世界被简化了，只剩下声音、气味和触感。
风声、虫鸣、村民们压抑的惊呼与骚动，还有马德贵那声色俱厉的威胁，都变成了独立的音轨，在他耳边交织成一张无边无际的网。
他被扶回了家，在黑暗中度过了整整三天。
这三天，像一个世纪般漫长，又像深不见底的古井，将他与过去的世界彻底隔绝。
起初，他几乎要被这无边的黑暗逼疯，直到盲婆婆拄着拐杖，摸索着坐到他的床沿。
她没有说安慰的话，只是递过来一碗滚烫的小米粥。
“孩子，用耳朵吃。”她的声音平静无波。
陈景明不懂，但还是接了过来。
他看不见，只能凭感觉将勺子伸进碗里。
“听，”盲婆婆说，“勺子刮过碗底的声音，太用力了，说明你心焦。你喝粥的吞咽声，又急又快，说明你怕，怕这碗粥凉了，就像怕你的世界永远这么黑下去。”
从那天起，盲婆婆开始教他“听字”。
她让周晓芸念报纸，让王强讲城里的见闻，让村里的妇人聊家长里短，然后问他：“你听出了什么？”
陈景明从最初只能分辨内容，到后来能从对方的语速、顿挫、换气的间隙，甚至是喉咙里一丝微不可察的痰音，判断出说话人的情绪——是敷衍，是真心，是隐藏着恐惧，还是故作坚强。
他的耳朵，成了新的眼睛。
在这片声音的宇宙里，他反复回放着失明前脑海中那段炸裂的金色画面。
李娟在图书馆的泪水，那行红色的“驳回通知”，还有她手边那本蓝色封面的《大学生手册》。
他让周晓芸去镇上找来一本。
在周晓芸逐页念读时，他终于捕捉到了那个被他忽略的细节。
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反动言论，只是在手册关于“助学金评定标准”的章节旁，有一行用钢笔写下的娟秀批注：“教育不该是用来筛选优等生的工具，而应是底层孩子最后的逃生通道。”
这才是马德贵口中真正的“敏感内容”。
它不指向权力，却刺向了规则本身。
它否定了“小镇做题家”们赖以生存的唯一逻辑——只要你足够优秀，就能改变命运。
李娟在质疑的，是这条赛道的前提。
陈景明摸索着拿起一支笔，在炕桌上铺开纸，尽管他一个字也看不见。
“晓芸，你来写。”他的声音沙哑但异常镇定，“回信。就一句话：别怕被删帖，你说的话，有人在田野里接着。”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李娟正面临着另一场围剿。
她策划的校园广播站特别节目《舌尖上的贫穷》，准备播放她收集的、来自不同贫困地区学生描述家乡食物的音频，却在播出前一小时被宣传部紧急叫停。
“李娟同学，”负责人是个戴金边眼镜的中年男人，语气客气却冰冷，“这个题材，很感性，但……影响学校的正面形象。我们更希望听到一些催人奋进的声音。”
李娟没有争辩。
她收起录音带，转身离开。
但她没有放弃。
她联系上校史馆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教授，以“为母校抢救濒危民间声音档案”的名义，申请在一个小放映厅里，进行一场“非公开展映”。
放映当晚，小小的厅里只坐了二十几个人。
李娟特意将前排的座位，留给了几位她认识的、来自西部贫困县的新生。
当录音里一个带着浓重口音的男生，用平淡的语气描述他如何用一碗寡淡的胡辣汤撑过一整个冬天时，前排一个瘦高的男生突然猛地站起身，冲了出去。
李娟的心沉了一下。
十分钟后，那个男生回来了，怀里抱着一摞刚从打印店复印出来的资料，纸张还带着余温。
他走到李娟面前，眼睛通红：“师姐，这是我家乡的助-学-政-策漏洞清单，还有……我写了三年的举报信回执。”
黄土坬村，邮递员小刘找到了陈景明，脸上满是愧疚和沮丧。
他鼓起勇气坦白，自己曾偷偷将马德贵克扣信件的通话录音，匿名寄给了省电视台最火的民生栏目。
可结果，石沉大海。
他后来托人打听，对方回复说，这种事太多了，除非有“典型受害者”站出来，有血有泪，否则构不成新闻。
“典型受害者……”陈景明在黑暗中咀嚼着这个词，嘴角忽然勾起一抹冷笑。
黑暗没有夺走他的思维，反而让它变得像淬火的刀锋一样锐利。
“他们想要一个，那我们就给他们一百个。”
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脑中成型——“百人共读计划”。
他让盲婆婆再次当众“听”出李娟那封信的内容，然后请周晓芸将其拆分成数十个小段落。
接着，他发动村里识字的人，每人认领一段，对着小刘那支微型录音笔复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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