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的夏秋之交，陕西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马守应等核心领袖的接连“暴毙”或“失踪”，曾经号称“三十六营”、拥众数十万的农民义军，瞬间失去了主心骨。
群龙无首，内部陷入极度混乱。
大小头领互相猜忌，为争夺领导权而火并不断。
底层士卒则人心惶惶，看不到前途，士气低落至谷底。
就在这片混乱与恐慌之中，新任陕西巡抚兼三边总督孙传庭，展现了他雷厉风行、刚柔并济的手腕。
一、 铁壁合围，兵不血刃
孙传庭并未急于求成，发动全面进攻。
他严格执行皇帝“前期主守，全力练兵”的方略，利用这宝贵的时间窗口，迅速整顿了麾下还能作战的边军。
同时，他以内库拨付的巨额资金为后盾，高强度编练新军，汰弱留强，严明军纪。
到了八月，孙传庭认为时机已然成熟。
他不动则已，一动便是雷霆万钧。
以其新练之军为核心，辅以整顿后的边军，兵分数路，如同数把巨大的铁钳，精准而迅速地卡住了几股最大流寇势力的活动区域与退路。
他并不寻求野战歼敌，而是采取坚壁清野，步步为营的策略。
修筑堡垒，切断粮道。
将一股股失去了统一指挥、各自为战的流寇，分割、包围在一个个相对孤立的区域内。
失去了领袖的义军，面对孙传庭这支装备精良、士气高昂、指挥统一的官军，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他们尝试过突围，但在严密的包围圈和凶狠的火器（孙传庭部也优先得到了一批“大明一式”燧发枪）面前，撞得头破血流。
他们尝试过联合，但彼此缺乏信任，号令不一，反而被孙传庭利用矛盾，逐个击破。
包围圈日益紧缩。
粮食耗尽，军心涣散。
二、 杨鹤招抚，水到渠成
就在各路义军陷入绝境，濒临崩溃之际。
早已奉旨等候在侧的杨鹤，手持“招抚钦差”的节钺，正式登场。
他的到来，对于陷入绝望的义军残部而言，仿佛是一根最后的救命稻草。
杨鹤虽然被调离了总督实权岗位，但其“主抚”的声望仍在。
他深入各包围圈，不避危险，亲自与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大小头领会面。
他没有盛气凌人，而是摆事实，讲道理。
“尔等皆我大明赤子，若非饥寒所迫，岂愿从贼？”
“如今，首恶已除（他隐晦地提及了那些‘暴毙’的首领），陛下仁德，念尔等受裹挟之苦，愿开一面生路。”
他带来了皇帝最新的旨意：
凡愿放下武器，接受招抚者，一律赦免前罪。
青壮者，需服国家劳役三年，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开辟道路，以赎其罪。
老弱者及妇孺，由官府妥善安置，分发田地、粮种，助其重归本业。
并且，陛下特旨，陕西全省，五年之内，免除一切田赋徭役！
这最后一条，如同巨石投入死水，在所有被困的义军士卒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免税五年！
这意味着，只要他们肯回去种地，未来五年，所有的收成都将是自己的！不必再担心官吏催科，豪强盘剥！
这对于绝大多数本是农民的义军士卒来说，是根本无法抗拒的诱惑。
他们造反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能吃一口饱饭，能有一条活路吗？
如今，活路就在眼前。
虽然要服三年劳役，但那是“以工代赈”，至少干活有饭吃，不会再饿肚子。
而且，三年后，就能拥有自己的土地，享受五年的免税！
相比之下，继续跟着那些自身难保、互相倾轧的小头领顽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抵抗的意志，如同阳光下的冰雪，迅速消融。
三、 无条件投降，烽烟暂熄
从九月初到十月底。
在孙传庭的军事压力和杨鹤的招抚政策双重作用下。
被围的各大股义军，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无条件投降。
他们成建制地走出藏身的山谷、密林。
在官军的监视下，按照指令，将武器堆成一座座小山。
然后，登记造册，接受整编。
青壮被单独列出，编为“工程营”，由杨鹤统一调度，准备投入大规模的基础建设。
老弱妇孺则被遣返原籍，或就近安置在荒芜的田地上，由地方官府按计划分发红薯、玉米、土豆等耐旱作物的种苗，以及最基本的口粮和农具。
一场原本可能席卷整个西北、耗空国帑、动摇国本的大型战争。
就这样，在崇祯皇帝的连环计策下——暗刃斩首，孙传庭围困，杨鹤招抚——被近乎完美地消弭于无形。
没有耗费朝廷太多的兵马钱粮（主要花费由内库承担）。
没有造成更大的社会动荡和人员伤亡。
就将数十万“流寇”，转化为了重建陕西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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