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城南的战壕开始灌水养鱼，城北的草甸子开始打井，冯庸大学的学生们每天扛着测量仪器在田野里跑来跑去。苏美洋的日子，正在从战争里一点一点地长出来。
有些人忙着种地，有些人忙着过日子——还有些人，忙着醉生梦死。
戴维和麦克兄弟俩一头扎进了万国乐境。袁克文给他们安排了一间带客厅的套房，窗户正对着松嫩平原。每天早晨，服务员把早餐送进去，傍晚再把空酒瓶收出来。酒瓶一天比一天多，堆在走廊尽头的杂物间里，码得整整齐齐，像一排排沉默的士兵。
兄弟俩喝遍了万国乐境库存里所有带度数的液体。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白兰地、俄国伏特加、德国黑啤、中国白酒——来者不拒。麦克有一天喝高了，拉着袁克文的手说：“老袁，你这地方太好了，我以后死了就埋这儿。”袁克文脸都绿了。戴维在旁边补了一句：“别听他的，他喝多了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然后继续喝。
不过俩人倒也不是光喝酒。戴维每天晚饭前都要给伊迪丝打个电话，报平安，说想她了，说再过一会儿就回去。麦克更夸张，一天打三通，早中晚各一次，比他当年刚结婚的时候给家里写信还勤快。挂了电话，接着喝。
嗯，物理意义上的“醉生梦死”。苏美洋也没什么风月场所给他们折腾。袁克文的万国乐境有酒、有戏、有电影，独独没有那种生意。他倒是想过，被楚中天一句话噎了回去：“你要敢开那种玩意儿，我把你这些楼拆了盖猪圈。”袁克文想了想，觉得楚中天干得出来，就算了。
所以戴维和麦克唯一的消遣就是喝酒。光是世界各国的名酒就已经让这俩家伙欲罢不能了。
跟这哥俩比起来，亚瑟和约翰就体面多了——至少他们自己觉得体面。
俩人越老越虚荣。黑水旗下的电影公司把《红色死亡左轮》的后几部陆续拍了出来，格兰德·科里根财大气粗，每一部都要搞盛大首映。亚瑟和约翰现在天天在苏美洋的电影院或者剧场里蹲着，等自己的戏份。电影放一遍，他们看一遍。看得多了，连其他人的台词都背下来了。
俩人躲在观众席里，帽子压得低低的，大衣领子竖起来，一副鬼鬼祟祟生怕别人认出自己的倒霉样。但只要旁边有人小声说“这个亚瑟·摩根演得真好”，约翰就会用刚好能让周围三排听见的“悄悄话”说：“那是本色出演。”亚瑟在旁边装没听见，但嘴角的弧度能挂住一个衣架。
包达有一次看电影正好坐在他们后排，看到一半实在忍不住了，探过头来说：“摩根先生，您这部戏看了多少遍了？”亚瑟面不改色：“第一遍。”包达看了一眼他手里那袋已经快吃完的瓜子，没拆穿。
对二人这种幼稚的表现，芬恩嗤之以鼻。他叼着烟，翘着二郎腿，一脸不屑地说：“一部电影看几十遍，也不怕把胶片看穿了。”但他每次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都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味。
亚瑟和约翰一致认为，芬恩是嫉妒了。因为电影里没他。他是制片人——制片人的名字在片尾，滚上去的时候观众已经在往外走了。约翰有一次看完电影特意没走，等到片尾字幕出来，指着“制片人：芬恩·李”那一行对他儿子肖恩说：“看见没，你芬恩叔叔。”肖恩说：“看见了，走不走？”约翰说：“再等会儿。”等到字幕放完了，银幕上只剩一片白光，他才站起来。
看着兄弟装逼，自己捞不着，那种感觉让芬恩浑身刺挠。他在马掌望台的时候是绝对主角，到了电影院里连个正脸都没有。亚瑟在银幕上骑着马、端着枪、说着“复仇是愚蠢者的游戏”、“去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诸如此类的台词，芬恩坐在黑暗里，手里的烟灰积了老长一截，忘了弹。他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在羡慕。他只是觉得，下次拍电影，怎么着也得给自己安排个角色。哪怕是演个被亚瑟一拳打倒的龙套也行。
皇天不负有心人——李景林找上了芬恩。
李景林是热情非常高涨的。苏美洋国术馆成立之后，他对国术传承的热情高涨得跟火山喷发似的。每天天不亮就去馆里练功，练完了还要拉着人讲拳，讲完了还要让人练给他看，看完了再点评。点评完了再练。练完了再讲。循环往复，不厌其烦。包达说他这是“要把一辈子的拳都在这几年打完”。李景林听见了，没生气，只说了一句：“我怕来不及。”
但有个问题。一个很要命的问题。
李景林家祖辈代代为农，家境贫寒。他的曾祖父本姓王，因幼年过继给舅父才改姓李。父亲名叫李春英，是河北省枣强县西七吉村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李春英会一些拳脚功夫，是李景林的第一位武术老师，教他学习燕青门、二郎拳等，为他打下了扎实的武术基础。但有一个问题——他爹目不识丁。
他爹的功夫是他爷爷一句一句教给他的，然后他又一句一句教给李景林。李景林之所以认识字，是因为李春英跟当地私塾先生朱作哲交情深厚，他这才有了读书的机会，后来一步步考进军校，走出那个小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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