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两位连长，宋兴华又找来了总政科科长孙正。询问俘虏转化工作的进展。 孙正脸上带着些许疲惫，但眼神却很专注：“团长，云簇镇据点过来的那几十个伪军，思想工作做得差不多了，基本都表示愿意悔过，加入我们打鬼子。正准备请示您，把他们打散编入后勤保障连和师直属炮营的辎重连，一边劳动一边继续考察。”
“嗯，可以。”宋兴华点头，“那新送来的一百五十多个呢？特别是那四十多个鬼子。” 孙正脸上露出难色：“团长，这批人比较复杂。榆社县城的和管头据点的混在一起，伪军和鬼子也混在一起。我们科就三个人，语言又不通，对那些鬼子俘虏更是无从下手，有点难办。伪军这边也还没梳理清楚。”
宋兴华略一思索，指示道：“这样，先把管头据点的俘虏和榆社县城的俘虏分开看守。再把鬼子和伪军分开。分成四批，管头伪军、管头鬼子、榆社伪军、榆社鬼子。一批一批处理，免得他们串供或者互相影响。” “是，团长，我马上就去办！”孙正领命，匆匆离去。
看着孙正离开的背影，宋兴华揉了揉眉心。处理俘虏，尤其是日军俘虏，是一件极其耗费心神的事情。但他脑中始终盘旋着一个念头：鬼子能利用汉奸组成伪军，以华制华，自己为什么不能利用日军中的受压迫者，组建一支日籍的仆从军，反过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呢？这不仅能削弱敌人，更能从心理上沉重打击日军的士气。这个想法并非异想天开，日军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残酷的体罚、深刻的地域歧视（比如对大阪兵、农村兵、北海道兵的歧视），都是可以利用的裂痕。那些底层士兵，很多也是被军国主义裹挟的可怜人，如果能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宋兴华觉得这件事大有可为，一直惦记着。
他随即叫来了步兵一连连长陈大海和警卫连连长刘大奎。 “大海，大奎，交给你们一个任务。”宋兴华交代道，“带上你们连队，护送一批这次缴获的物资去师部。同时，把首长答应我们的5名报务员和200名老兵接回来。路上务必小心，确保人员和物资的安全。” “是！保证完成任务！”陈大海和刘大奎立正敬礼，毫不犹豫地接下了任务。
孙正的效率很高，很快就将俘虏们按照宋兴华的指示分开关押。管头据点的伪军被单独关在几间相连的土坯房里，由战士严密看守。
宋兴华首先处理的是这批人。他并没有亲自一个个去审问，而是让孙正组织总政科的人员，并抽调了几名识文断字、心思缜密的战士协助，将这些伪军分开进行审讯。 审讯室里，气氛压抑。曾经的伪军们此刻惶惶不安，他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命运。八路军的政策他们有所耳闻，但自己毕竟为日本人做过事，心里终究没底。 审讯人员按照宋兴华的指示，问题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姓名籍贯、家庭情况、如何加入伪军、在伪军期间的具体所作所为、是否杀害或伤害过抗日军民和平民百姓、是否知道其他同伴的罪行、对管头据点那七个日本兵的行为是否了解等等。 审问策略也很明确：分开审问，记录口供，然后相互对照印证。宋兴华特别强调：“要让他们如实交代，尤其是鬼子的罪行，不准隐瞒，也不准添油加醋。我们要的是事实。”
审讯过程中，这些伪军俘虏的表现各异。有的吓得脸色惨白，语无伦次，问什么答什么，恨不得把小时候偷邻居家枣的事都交代出来；有的则眼神闪烁，避重就轻，试图蒙混过关；还有的则拼命揭发别人的罪行，特别是平时与自己有嫌隙的，企图通过检举他人来显示“进步”，为自己减轻罪责。 “长官，我……我没干过啥坏事啊，就是混口饭吃……”一个瘦小的伪军哆哆嗦嗦地说。 “混饭吃？帮鬼子站岗放哨、欺负老百姓也是混饭吃？”审讯的战士严厉地问。 “我……我也是被逼的啊……长官，王老五他干得才多呢！他上次跟着鬼子小队长去村里征粮，把老李头打得吐血了！” 另一个审讯室里，一个面相凶悍的伪军则相对镇定些，但也在压力下开始吐露实情：“……太君，哦不，鬼子小队长山本脾气暴，动不动就打人……那几个大阪来的兵，也不受待见，经常挨揍，他们憋了气就找我们出气，抢我们的烟，还让我们帮他们洗衣服……”
一上午的紧张审讯下来，口供基本汇总到了宋兴华这里。经过交叉比对和分析，情况逐渐清晰。 管头据点这批伪军，大多是被抓壮丁或者为了生计不得已而为之，普遍存在一些混日子、欺压百姓（程度较轻）的行为，但直接参与杀人、造成严重血案的不多。经过甄别，基本确定了有三个家伙罪大恶极：一个曾带领鬼子清乡，亲手杀害了两名村干部；一个在据点里以折磨抓来的百姓取乐，致残一人；还有一个是铁杆汉奸，死心塌地为鬼子卖命，提供了不少当地抗日力量的情报。 另外还有五个人，虽然没直接杀人，但经常欺压百姓，抢东西、打人惯了，民愤较大，需要接受劳动改造和教育。其他的伪军，也或多或少干过一些坏事，但情节相对较轻，大多可以给出路，进行思想改造后纳入用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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