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勇的崩溃性供述，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释放出的不是答案，而是更深的恐惧与谜团。“还差六个…就完整了…” 这句话像咒语一样回荡在专案组每个人的心头。
审讯暂时中断，需要对孙大勇进行心理评估和稳定，同时寻找撬开他嘴的新突破口。季青明白，面对这种心理严重扭曲的罪犯，强攻硬审效果有限，必须找到他内心世界的“钥匙”。
陈锐将自己关进了数据分析室。他将孙大勇的只言片语、四个已确认案件的时间、数字（9、7）、可能的“完整”目标数（假设是从某个数倒数至0或1），以及孙大勇的个人生活轨迹（入职时间、重大变故等）全部输入模型，进行穷举式模拟推演。
“头儿，有几个可能性较高的推测。”陈锐带着满眼血丝，向季青汇报，“第一，如果‘9’是起点，‘7’是第三或第四站，那么终点可能是‘0’或‘1’，总数可能是10或9。这意味着，可能还有2到3个未知受害者（包括那个隔间血迹的主人）。”
“第二，孙大勇痴迷‘完整’和‘数字’，可能有强迫症或某种宗教、神秘主义倾向。‘完整’对他而言，可能意味着一个‘循环’或‘仪式’的完成。我们需要知道他生活中，是否有对特定数字的执念。”
“第三，他提到孩子‘不乖’。这可能是他筛选或惩罚受害者的标准。我们需要知道，在他扭曲的认知里，什么是‘乖’，什么是‘不乖’。”
与此同时，对孙大勇住所的第二次、更彻底的搜查有了惊人发现。技术队撬开了卧室地板下的一块松动地砖，里面藏着一个防水铁盒。盒子里没有血腥物证，而是整整齐齐码放着七本崭新的、同一系列的儿童绘本，书名都是关于“数字”、“寻找”、“回家”的主题。每本书的扉页，都用工整到病态的字迹写着一个数字，从1到7。而在写着“7”的那本书里，夹着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已经泛黄的合影——是孙大勇年轻时，和一个笑容灿烂的小男孩的合影，照片背面写着一个日期和“小杰七岁生日”。
“小杰？”季青拿起照片，眼神锐利，“查！孙大勇的亲属关系，尤其是有没有一个叫小杰的子侄辈孩子！查这个日期发生了什么！”
调查迅速展开。户籍信息显示，孙大勇有个姐姐，早年远嫁，几乎断了联系。但老谭通过旧邻居走访，拼凑出了一个被时光掩埋的悲剧：大约十五年前，孙大勇姐姐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外甥，名叫孙杰，曾来本市度过暑假，当时就是由单身、收入微薄的孙大勇帮忙照看。但在那次假期中，孙杰不幸在郊区一个水库边玩耍时溺亡。当时调查结论是意外，孙大勇因监护不力承受了巨大压力和家族指责，性情从此大变。
“水库溺亡…外甥…七岁…” 所有的碎片，仿佛瞬间被一股残酷的引力吸附到一起。
季青立刻调取了当年孙杰溺亡案的卷宗。发现地点、年龄、甚至部分细节，都与后来发生的几起案件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相似性！但当年，没有任何人怀疑这不是一场单纯的意外。
“孙大勇可能将外甥的死归咎于自己，产生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扭曲的罪孽感。”受邀参与案件分析的心理专家提出假设，“但他无法面对真正的罪责，反而将这种痛苦外化、转移。他可能发展出一套扭曲的逻辑：通过‘重现’类似的场景（孩童、捉迷藏、近水、溺亡），并加以控制（刻上数字，顺序进行），来完成一种想象中的‘赎罪’或‘弥补’。数字，可能代表他外甥的年龄，或是他计划中需要‘弥补’的次数。‘完整’，意味着他完成这个黑暗的‘仪式’，抵消他的罪孽感。”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还差六个”就意味着，他认为还需要进行六次这样的“仪式”。那个未知的血迹，可能属于一个已被他控制但尚未完成“仪式”的孩子，也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尝试（如商场那个孩子）。
“立刻提审孙大勇！带上他外甥的照片和那本写着‘7’的绘本！”季青下令。
审讯再次开始。当老谭将孙杰的照片和绘本推到孙大勇面前时，这个一直沉默、阴郁的男人，如同被高压电击中，整个人剧烈地颤抖起来，眼泪毫无征兆地汹涌而出，那不是鳄鱼的眼泪，而是积压了十数年、混合着无尽悔恨、痛苦和扭曲情绪的崩溃。
“小杰…我的小杰…”他喃喃着，手指颤抖地抚过照片上孩子的笑脸。
“孙大勇，你想对小杰说什么？你想通过那些孩子，对小杰做什么？”季青的声音透过扬声器传来，平静却直指核心。
“我…我不是故意的…水…太滑了…我没拉住他…”孙大勇语无伦次，沉浸在过去的梦魇中，“他们都说…是我的错…都是我…是我没看好…”
“所以，你找了别的孩子？想让他们…代替小杰？”老谭顺着他的情绪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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