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号作战”的硝烟在太行山主峰地带缓缓沉降,但战争从未停歇,它只是换上了更为隐蔽、也更为致命的伪装,如同深秋山谷中弥漫的、带着腐叶与血腥气味的湿冷雾气,无声地渗透进每一个角落。
第二野战医院的气氛,在巴特尔旅长手术成功的短暂振奋后,重新被沉重的压力与一丝不易察觉的诡异所笼罩。伤员数量远超负荷,药品的极度短缺如同悬在每位医护人员头顶的利剑。方静医生几乎住在了手术棚和重伤员隔离区,那双原本清澈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和一种近乎苛刻的审视。
药品丢失事件,像一根刺扎在她的心里。保卫干事沈泉(原纵队保卫科干事,因伤转后方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线索指向了那个叫小杨(杨秀兰)的年轻护理员。她是从敌占区逃难来的学生,背景相对简单,但近期行为确有异常:独自发呆的时候多了,有时见到医生护士会下意识地躲闪目光。
沈泉没有贸然行动。他请示了院长和方静,决定外松内紧,布一个局。他故意在医护人员的小范围会议上,“忧心忡忡”地透露:由于前线战事紧张,一批极其珍贵的进口消炎药和血浆,将由交通站秘密运抵医院,时间就在两日后深夜,存放地点定为目前相对独立的“药材临时保管室”(实为闲置草棚)。同时,他暗中加强了对小杨,以及所有可能接触此消息人员的秘密监视。
消息似乎“不胫而走”。当天夜里,一个黑影果然鬼鬼祟祟地靠近了那个草棚。埋伏在暗处的沈泉和两名保卫战士正要行动,方静却轻轻拉住了他,示意再看。只见那黑影在草棚外徘徊片刻,并未进入,反而将一个小纸团塞进门缝,然后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沈泉冲进去,打开纸团,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药是假的,别上当。他们在试探。侯三知道更多。” 没有署名。
“看来,小杨不是内鬼,至少不是主动的。她可能被胁迫,或者发现了什么,在用这种方式示警。”方静冷静地分析,手指轻轻敲击着纸片,“‘他们’是谁?侯三……这名字有点耳熟。”
沈泉猛地想起:“县大队刘长根队长前两天的报告里提到过,他们村有个二流子叫侯三,行迹可疑!”
一条若隐若现的线,将后方医院与边缘村庄的异常联系了起来。这不再是孤立的违纪或疏忽,更像是一张正在试图渗入根据地核心区域的蛛网。方静和沈泉意识到,他们面临的,是一场关乎伤员生命和后方稳定的特殊战斗。
根据林峰“化整为零、小刀割肉”的指示,各军分区、县大队和武工队如同被注入活力的溪流,迅速渗入日军收缩后留下的“灰色地带”。
榆林区武工队队长孙永胜,接到了分区转来的紧急任务:打击为日军提供粮食和情报的柳庄维持会会长柳扒皮,并设法夺取其近期为日军征缴的一批粮食。
柳庄位于敌我拉锯区,柳扒皮仗着有个在县城当伪军小队长的侄子,横行乡里,为虎作伥,此次征粮更是逼得好几户人家濒临绝境。
孙永胜没有强攻。他通过内线摸清了柳扒皮的活动规律和粮仓位置。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武工队如狸猫般潜入柳庄。一组人控制了柳家大院,将正在抽大烟的柳扒皮堵在了炕上。孙永胜亲自审讯,没费多少功夫,这个色厉内荏的家伙就涕泪横流地交代了藏粮地点和与县城日军联络的方式。
“按政策,本应公审处决你。”孙永胜冷冷地说,“但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写一份悔过书和检举信,把你知道的县城伪军头目、特务分子的勾当都写下来。粮食,我们带走分给乡亲。明天,我们会把你的悔过书贴到县城门口。你要是敢耍花样,或者事后报复……”
“不敢!不敢!长官饶命!我一定写,一定写!”柳扒皮磕头如捣蒜。
武工队迅速运走了粮食,大部分就地分发给被勒索的贫苦农户,少部分作为军粮带走。临走前,孙永胜让人将柳扒皮的悔过书贴在了村里最显眼处,并留下了武工队的落款。此举一石三鸟:打击了汉奸,解决了群众饥荒,夺得了物资,更在敌伪基层造成了震动和恐慌。消息传到附近据点,伪军和维持会人员人心惶惶,再不敢像以往那样肆无忌惮。
类似的小规模惩戒与恢复行动,在根据地边缘多处上演。有的武工队拔除了孤立的伪军岗哨;有的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地头蛇”;有的帮助恢复了被摧毁的村政权,建立了秘密的民兵小组。这些行动看似零散,却像无数细小的钢针,刺得日伪占领区边缘阵地瘙痒疼痛,难以安枕,更使得根据地的缓冲区和群众基础得以一点点恢复和巩固。
唐县城内,困境已达极致。粮食定量再次缩减,弹药尤其是手榴弹和迫击炮弹所剩无几。日军持续的炮击和心理战(传单、喇叭广播)确实在部分人心中投下了阴影。伤员缺医少药,痛苦呻吟日夜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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