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在他身后拉出长长的影子，那影子落在深色的地板上，沉默而沉重。
游行持续了三天。
第一天声势最大，南市、老城厢、法租界边缘，到处都能看到游行的队伍和飘扬的横幅。学生们高举着孙中山的画像，高唱着《大刀进行曲》，声音嘶哑了也不停歇。市民们围观看热闹，有人鼓掌叫好，有人摇头叹息，也有人默默加入。
第二天，警察出动了。不是日本警察，也不是租界巡捕，而是中国警察——天津公安局的人。他们拿着警棍，在游行队伍周围维持秩序，不驱散，但也不让队伍进入日租界和英法租界核心区。双方对峙着，气氛紧张但还算克制。
第三天，人少了一半。有些学生被学校叫回去了，有些被家长关在家里了，有些累了，有些怕了。剩下的百十号人，还在坚持，但声音已经哑得几乎听不见。
到第四天，游行彻底散了。
就像王汉彰预料的那样——雷声大，雨点小。所有人都清楚，《塘沽协定》签署之后，根本没有推翻的可能。别说是日本人不愿意，就算是国民政府，想的也是尽快停战，稳住局面，好腾出手来对付南方的赤党。
果然，协定签署后的第三天，消息就传来了：驰援长城防线的中央军第十七军、第二十九军等部队，奉命南下，开赴江西，加入到对赤党的第五次围剿之中。
这条消息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所有人最后的希望。
国民政府用行动表明了态度：华北，可以暂时让出去；但赤党，必须剿灭。“攘外必先安内”，不是说说而已。
游行的学生们彻底泄了气。他们还能说什么？还能做什么？军队都南调了，难道指望他们这些学生拿着标语牌去跟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拼命？
过剩的精力总要找个地方发泄。于是，天宝楼电影院又火了，突然迎来了一波意想不到的客流高峰。
强森通过他在上海的关系，弄回来几部新片子：好莱坞的《隐形人》、《侬本多情》，还有明星电影公司出品的《民族生存》。
尤其是最后这部《民族生存》，导演是应云卫，主演是袁牧之、陈波儿，讲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难民流亡上海的故事。电影里第一次在银幕上喊出“保卫民族生存”的口号，镜头里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那些失去家园的哭喊，那些“打回老家去”的呐喊，深深刺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这片子一上映，就爆了。
每天从早到晚，天宝楼影院门口排着长队。学生、教师、职员、工人......什么样的人都有。票价从三毛涨到五毛，还是场场爆满。放映的时候，影院里鸦雀无声，只有银幕上的声音和偶尔压抑的抽泣。放映结束，灯光亮起，许多人还坐在座位上，低着头，擦着眼睛，久久不愿离去。
高森又惊又喜。惊的是这片子的影响力这么大，喜的是票房收入水涨船高。他来找王汉彰汇报时，脸上都放着光：“彰哥，您猜猜这几天《民族生存》一场能收多少？一百块大洋！一天放五场，就是五百块！这还只是票房，卖瓜子花生汽水的收入还没算！”
王汉彰点点头，没说话。他心里清楚，这种火爆是畸形的，是压抑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宣泄口。人们来看这部电影，不是为了娱乐，是为了哭一场，为了证明自己还有心，还会痛。
但更让他意外的还是《白夜逃亡》这部电影。
这部只能在晚上十点后偷偷放映的“特别电影”，竟然也在学生中间悄悄传开了。起初是几个有钱的学生，看完之后，目瞪口呆，三观尽碎。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好多学生都知道天宝楼有部“那个电影”。
问题是，两块大洋的票价，根本不是穷学生能承受的。
于是矛盾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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