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在他身后拉出长长的影子,那影子落在深色的地板上,沉默而沉重。
游行持续了三天。
第一天声势最大,南市、老城厢、法租界边缘,到处都能看到游行的队伍和飘扬的横幅。学生们高举着孙中山的画像,高唱着《大刀进行曲》,声音嘶哑了也不停歇。市民们围观看热闹,有人鼓掌叫好,有人摇头叹息,也有人默默加入。
第二天,警察出动了。不是日本警察,也不是租界巡捕,而是中国警察——天津公安局的人。他们拿着警棍,在游行队伍周围维持秩序,不驱散,但也不让队伍进入日租界和英法租界核心区。双方对峙着,气氛紧张但还算克制。
第三天,人少了一半。有些学生被学校叫回去了,有些被家长关在家里了,有些累了,有些怕了。剩下的百十号人,还在坚持,但声音已经哑得几乎听不见。
到第四天,游行彻底散了。
就像王汉彰预料的那样——雷声大,雨点小。所有人都清楚,《塘沽协定》签署之后,根本没有推翻的可能。别说是日本人不愿意,就算是国民政府,想的也是尽快停战,稳住局面,好腾出手来对付南方的赤党。
果然,协定签署后的第三天,消息就传来了:驰援长城防线的中央军第十七军、第二十九军等部队,奉命南下,开赴江西,加入到对赤党的第五次围剿之中。
这条消息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所有人最后的希望。
国民政府用行动表明了态度:华北,可以暂时让出去;但赤党,必须剿灭。“攘外必先安内”,不是说说而已。
游行的学生们彻底泄了气。他们还能说什么?还能做什么?军队都南调了,难道指望他们这些学生拿着标语牌去跟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拼命?
过剩的精力总要找个地方发泄。于是,天宝楼电影院又火了,突然迎来了一波意想不到的客流高峰。
强森通过他在上海的关系,弄回来几部新片子:好莱坞的《隐形人》、《侬本多情》,还有明星电影公司出品的《民族生存》。
尤其是最后这部《民族生存》,导演是应云卫,主演是袁牧之、陈波儿,讲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难民流亡上海的故事。电影里第一次在银幕上喊出“保卫民族生存”的口号,镜头里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那些失去家园的哭喊,那些“打回老家去”的呐喊,深深刺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这片子一上映,就爆了。
每天从早到晚,天宝楼影院门口排着长队。学生、教师、职员、工人......什么样的人都有。票价从三毛涨到五毛,还是场场爆满。放映的时候,影院里鸦雀无声,只有银幕上的声音和偶尔压抑的抽泣。放映结束,灯光亮起,许多人还坐在座位上,低着头,擦着眼睛,久久不愿离去。
高森又惊又喜。惊的是这片子的影响力这么大,喜的是票房收入水涨船高。他来找王汉彰汇报时,脸上都放着光:“彰哥,您猜猜这几天《民族生存》一场能收多少?一百块大洋!一天放五场,就是五百块!这还只是票房,卖瓜子花生汽水的收入还没算!”
王汉彰点点头,没说话。他心里清楚,这种火爆是畸形的,是压抑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宣泄口。人们来看这部电影,不是为了娱乐,是为了哭一场,为了证明自己还有心,还会痛。
但更让他意外的还是《白夜逃亡》这部电影。
这部只能在晚上十点后偷偷放映的“特别电影”,竟然也在学生中间悄悄传开了。起初是几个有钱的学生,看完之后,目瞪口呆,三观尽碎。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好多学生都知道天宝楼有部“那个电影”。
问题是,两块大洋的票价,根本不是穷学生能承受的。
于是矛盾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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