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他的开场白有些结巴，但很快，他像是背诵了很久的稿子终于找到了开头，语速逐渐流畅起来，甚至带上了一种刻意训练过的、抑扬顿挫的腔调。
“我叫孙星桥，是天津南开大学法学系三年级的一名学生。”
他报出自己的学校和专业时，挺了挺胸膛，似乎想找回一点属于“南开学生”的尊严感，但那个动作在眼下场景里，反而显得更加可悲。
“今天，我站在这里，心情非常复杂。”他开始了他的讲述，眼睛望向台下，但因为斜视，他的目光总是无法准确聚焦在某一处，给人一种眼神游移、心不在焉的错觉。
“在我的内心之中，有愧疚，有后悔，但更多的是……感激。感激第八师团的将士们，感激西义一中将阁下，给了我们这些迷途的年轻人一个认清真相、改过自新的机会。”
王汉彰在台下冷冷地看着。他能看出孙星桥在极力掩饰自己的恐惧，那微微颤抖的手指，那过于用力的挺胸，那刻意放缓的语速，都是表演的一部分。但这个表演，比台下那些麻木摇晃旗子的学生，更让人感到恶心——因为它掺杂了主动的谄媚和算计。
“事情要从三月二十八号说起。”孙星桥进入了“正题”，语气变得“沉痛”起来，“那一天，我和天津各高校的几十名同学，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当然，现在我知道那是被错误宣传煽动起来的、狭隘的、非理性的热情——组成了所谓的‘前线慰问团’，前往喜峰口，打算慰问驻守在那里的中国第二十九军。”
他刻意强调了“所谓”和“中国”，与后面将要提到的“皇军”形成对比。
“我们一路上想象着将士们如何英勇抗敌，如何需要我们的鼓励。我们带去了募集来的少量药品、食品，还有我们写的慰问信，排练的歌曲。我们以为自己是去‘雪中送炭’，是去‘鼓舞士气’。”他摇了摇头，脸上露出夸张的、仿佛现在回想起来仍觉不可思议的表情。
“但是，当我们真正抵达喜峰口前线，看到的是什么？”他提高了音量，语气变得激愤，那种刻意表演的痕迹更重了。
“我们看到的是废弛的军纪！是贪婪的军官！是麻木不仁的士兵！还有一场……一场根本不知为何而战、注定失败的战争！”
这几个排比句他显然练习过很多遍，说得铿锵有力，配合着手势。台下几个亲日派记者适时地露出“共鸣”的表情，微微点头。
“接待我们的那个营长，”孙星桥继续表演，脸上做出嫌恶的表情，“一见面不是问我们旅途辛苦，不是感谢我们的心意，而是上下打量我们，然后开口就问：‘带了多少钱？有没有金条？’我们解释说我们是学生，只有募捐来的一点心意。他立刻就变了脸色，敷衍了几句，就把我们扔在一个破旧的、四面漏风的祠堂里，再也不管了。”
他顿了顿，让这个“细节”被消化，然后继续加码。
“这还不算。当天晚上，有几个军官喝得醉醺醺的，跑到我们女同学居住的屋子外面，拍门，说粗话，言语下流……我们几个男同学去阻拦，他们竟然拔出了手枪！”他
做出心有余悸的样子，拍了拍胸口，“要不是他们的防线突然遭到了炮击，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军纪’！这就是我们要去‘慰问’的‘英雄’！”
台下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有些记者脸上露出怀疑，有些则显露出愤怒——不知是对孙星桥所说的“国军”，还是对孙星桥本人。
王汉彰面无表情地听着。他知道，孙星桥说的这些，可能有部分事实基础——中国部队军纪败坏并不稀奇，尤其是长城防线上，各派系的部队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但他更清楚，孙星桥此刻的目的，是放大、渲染这些细节，用以衬托后面日军“文明之师”的形象。这是话术，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叙事策略。
“那一夜，我们所有人都没睡好。”孙星桥的语气“低落”下去，“不是害怕外面的日军，而是对自己之前的天真和热血感到冰凉和绝望。我们开始怀疑，我们到底在为什么而奔波？这样的军队，值得我们去慰问吗？”
他适时地停顿，让这种“幻灭感”弥漫。
“然而，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他话锋一转，脸上露出被背叛的愤怒，“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被外面的嘈杂声惊醒。出去一看，整个村庄几乎空了！二十九军的部队，就在夜里，悄无声息地撤走了！他们放弃了阵地，跑了！最关键的是——他们连通知都没通知我们一声，就把我们这几十个学生，孤零零地扔在了这个前线的村庄里！”
他摊开双手，做出极度荒谬和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们被抛弃了！被我们冒着风险前来‘慰问’的军队，像扔垃圾一样扔在了随时可能爆发战斗的前线！那一刻，什么爱国热情，什么同仇敌忾，全都化为了泡影。只剩下恐惧，深深的恐惧，和对这个国家、这支军队彻骨的失望！”
他的声音带着哽咽，演技不可谓不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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