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大兴安岭的决议，如同一剂强心针，暂时驱散了笼罩在小组头顶的绝望阴云，却也带来了更加具体和严峻的现实挑战。他们不再是潜伏在暗处的观察者，而是要主动踏上一条穿越敌占区、直插敌人心脏地带的死亡征途。
首要问题，是沈哲明的伤势。腿上的枪伤虽然暂时止血，但感染和高烧的风险如同悬顶之剑。没有有效的抗生素，在这冰天雪地中长途跋涉无异于自杀。
“药品……必须弄到盘尼西林，或者至少是强效的磺胺。”江华看着沈哲明因疼痛和发热而潮红的脸，语气坚决。她知道这很难，刘大夫的渠道已经断了，但必须尝试。
老韩再次展现了他作为地下党“老地工”的能量和决心。“俺去想办法！”他咬着牙，“黑市上肯定还有存货，就是价钱……和风险……”
“不惜一切代价！”江华将“冰雕”留下的、原本用于任务经费的最后几根金条和小黄鱼交给了老韩。这是他们最后的储备。
老韩带着赴死般的决绝离开了砖窑。这一次，他去了更久，直到第二天深夜才返回。他带回了一个小小的、冰冷的玻璃瓶，里面是几支珍贵的盘尼西林注射液，以及一些口服磺胺和干净的绷带。他脸色灰败，棉袄上多了一道不起眼的划痕，没有解释获取的过程，但众人都明白，这背后必然又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交易，或许，又有一位不知名的同志付出了代价。
沈哲明立刻在江华的协助下，给自己注射了盘尼西林，并服下磺胺。药物的效力需要时间，但希望重新燃起。
与此同时，江华和周大姐开始准备北上的行装。她们将所有的物品精简到极致：有限的干粮（主要是炒面和压缩饼干）、盐块、火柴、一把斧头、绳索、那个粗糙的数据感应装置（陈亮坚持要带）、以及用油布反复包裹的“证据”小皮口袋和微缩胶卷。所有人的衣物都尽量换成深色、厚实的棉服，并进行了简单的伪装。
陈亮则凭借自己辍学前在工大积累的绘图和地理知识，结合老韩口述以及能找到的残缺地图，开始绘制北上路线草图。他们不能走主要交通干线，只能选择穿越山林和小路的迂回路线，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行程的艰难和不确定性。
老韩在搞到药品后，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搜集北上的情报。他动用了最后几条尚未完全暴露的暗线，打听北安方向的关卡设置、巡逻规律，以及大兴安岭边缘地区日军的活动情况。反馈回来的信息令人忧虑：由于苏日关系持续紧张，以及“特殊项目”的存在，北上的所有通道检查都极其严格，对身份不明人员的盘查近乎苛刻。而关于大兴安岭日军基地的具体位置，则完全是一片空白，只知道大概在伊勒呼里山脉的某处原始林区，具体坐标是绝密。
最大的难题，是如何与延安取得联系。所有的常规和紧急联络渠道，都因为“冰雕”的牺牲和全城大搜捕而中断或变得极度危险。江华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由老韩冒险前往最后一个已知的、但可能已被监视的备用联络点，留下加密的讯息和小组的北上决定，但不再等待回复。这几乎是一次单向的告别。
老韩再次出发，执行这可能是他在哈尔滨的最后一个任务。这一次，他带回的消息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讯息成功留下了，并且没有发现被监视的迹象。这或许意味着，敌人尚未摸清他们所有的底牌。
三天后，沈哲明的高烧终于退了，伤口虽然依旧疼痛，但红肿开始消退，在搀扶下已经可以勉强站立和缓慢行走。药品起了关键作用。不能再等了，多停留一天，就多一分暴露的危险。
在一个天色阴沉、寒风呼啸的清晨，五人小组离开了那座庇护他们短暂喘息、也见证了牺牲与抉择的废弃砖窑，正式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他们如同滴入墨汁的清水，迅速融入了哈尔滨外围混乱而贫困的棚户区，然后沿着铁路线旁无人注意的荒野和小路，向着北方，开始了艰难跋涉。
第一步，是避开主要城镇和关卡。老韩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带领他们穿行在农田、丘陵和枯木林之间。寒风如同刀子，刮在脸上生疼。积雪深厚，每走一步都异常费力。沈哲明拄着粗树枝做成的拐杖，咬紧牙关坚持着，汗水浸湿了内衣，又在低温下变得冰凉。江华和周大姐一左一右地搀扶着他。陈亮虽然身体虚弱，但意志顽强，默默地跟在后面。
他们昼伏夜出，依靠星辰和指南针辨别方向。食物很快变得紧缺，干粮需要严格配给。周大姐发挥了她底层劳动妇女的坚韧，在路上寻找一切可以果腹的东西——冻僵的野果、树皮下的嫩芽，甚至偶尔设下简陋的陷阱捕捉野兔。
沿途的景象，比哈尔滨更加荒凉和压抑。他们经过的村庄大多死气沉沉，看不到青壮年，只有老人、妇女和眼神麻木的儿童。日军的巡逻队和伪满警察不时出现在远处，迫使他们一次次躲藏，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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