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像生锈的齿轮，滑回李明遇害前的最后一个月，那个一切都还看似平常、暗流却已在脚下汹涌的 1988 年 4 月。
那天下午，检察院老楼里回荡着打字机的咔嗒声。王英正将周兴国案的卷宗装进牛皮纸袋，李明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两个搪瓷缸。
“王哥，喝茶。”李明把其中一杯放在桌上，热气腾起来，模糊了他年轻的脸，“周兴国的案子，你真打算一查到底？”
王英没接话，只是看着窗外柳树的新芽。1988 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才四月，嫩绿已经爬满了枝头。
“你知道他背后是谁。”李明压低声音，在对面坐下。他今天穿着新发的检察制服，深蓝色的确良布料在日光灯下泛着微光，肩章上的检徽擦得锃亮。“我听说他姐夫是市里的。”
“法治国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王英说这话时，自己都觉得底气不足。他把卷宗锁进铁皮柜，钥匙转了整整三圈。
李明叹了口气，站起身：“那我先走了。媳妇说孩子烧到三十九度，我得去卫生所拿药。”
他看着李明走进更衣室，片刻后穿着那身制服出来。按规定，下班不该穿制服回家，但那天卫生所在反方向，李明要去拿药再回家，制服来不及换下。
“骑车慢点。”王英叮嘱。
“知道。”李明笑笑，推着他那辆二八大杠出了门。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深蓝制服在暮色里渐渐变成墨色。
王英在窗前站了很久，直到那个身影消失在街角。他们身形确实相像，一米七三的个头，六十二公斤，连走路时微微左倾的姿态都如出一辙。有次食堂打饭，炊事员老赵从背后拍错了人，还成了院里的笑话。
晚上九点，王英终于整理完所有材料。整栋楼静得可怕。传达室老张头从窗口探出身子：“王检，才走啊？”
“嗯，材料多。”王英点点头。
“刚才有人找你，”老张头挠挠花白的头发，“开辆上海牌轿车，我说你加班呢，他就在门口等了会儿，抽了一根烟，走了。”
王英心里一紧：“长什么样？”
“天黑，没看清。穿中山装，戴个帽子。”老张头想了想，“对了，说话带点南方口音。”
王英道了谢，推着自行车走出检察院大门。街灯昏黄，春夜的空气里飘着槐花香。他骑上车，下意识地绕了远路——平时和李明同路的那条滨河路，今晚他选择了绕道人民路。
经过滨河路口时，他瞥见几辆警车的顶灯在黑暗中无声闪烁，蓝红交替的光划破夜色。他没停车，只是用力蹬着踏板，脊背一阵发凉。
第二天清晨，噩耗传来。
现场已经被封锁，但王英作为李明的同事和好友，被允许靠近。滨河路的灌木丛被踩得一片狼藉，李明的自行车倒在泥地里，前轮扭曲变形。白布盖着一个人形，只露出一角深蓝色的制服下摆，上面沾着深褐色的污渍。
刑侦队的刘队长把王英拉到一边，脸色铁青：“钝器击打后脑，一击致命。死亡时间昨晚七点半左右。”
“七点半……”王英喃喃重复。那时他刚泡上第二杯茶，正准备继续研究周兴国在本市的土地审批文件。
“有个细节。”刘队长压低声音，“我们在现场发现一个烟头，双喜牌的。这种烟本地少见，但南方那边……”他没说完，但意思已经明了。
王英蹲下身，手指颤抖着掀开白布一角。李明的脸已经清理过，但仍能看到耳后的淤青。他眼睛半睁着，望向 1988 年春天永远凝固的天空。制服领口的第一颗纽扣松了，那是他妻子缝的，李明总说公家发的纽扣不结实。
“钱包没动，手表也在。”刘队长说，“不是抢劫。”
王英站起身，眼前一阵发黑。他知道，那身制服，那个时间，那条路，本该是他。
葬礼在三天后举行。李明的妻子抱着三岁的儿子，孩子手里攥着个铁皮小汽车，不明白为什么爸爸躺在一个大木盒子里。检察院所有人都来了，深蓝色的制服站成一片肃穆的方阵。
追悼会上，王英站在最后一排，听到前排有人低声议论：“听说是报复杀人。”每一个字都像针扎进肉里。
接下来的两周，王英活在一种恍惚的状态里。他继续调查周兴国，但每一步都遇到无形的阻力：档案丢失，证人改口，领导谈话时意味深长的眼神。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被跟踪——上下班路上，总有一辆灰色面包车不远不近地跟着；家里半夜会接到无声电话；有天早晨，门缝里塞进一张照片，是他妻子在菜市场买菜的背影。
4 月 28 日，一个雨夜，电话再次响起。这次对方开口了，声音经过明显处理：“王检，李明走得很孤单。你不想让家人陪他吧？”
“你是谁？”王英握紧听筒，指节发白。
“海市是个好地方，周先生很欣赏你的能力。”电话那头顿了顿，“如果你愿意，中兴公司总经理的位置还空着。工资是现在的五倍，给房子，配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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