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格物标准（试行版）》首先在官营龙江船厂、镇江工坊区、以及几家与天工院深度合作的民间铁坊、织坊中强制执行。效果立竿见影。
龙江船厂，以往打造一艘漕船，因部件尺寸不一，后期组装往往需要匠人反复修整榫卯，耗时费力。如今，按照标准图纸和统一规格加工的龙骨、肋材、船板，运抵船台后，竟能如积木般精准对接，组装效率提升了近一倍！船厂大匠起初还将信将疑，亲自拿着“标准尺”测量了几个关键部件后，不由得抚掌惊叹：“严丝合缝，分毫不差！此真乃‘规矩’之力！”
镇江工坊区内，来自不同合作坊的齿轮、轴承，首次实现了无缝替换。一台因轴承损坏而停摆的织机，不再需要等待原坊定制维修，直接从库房领取标准件更换，半个时辰内便恢复运转。工坊主们欣喜地发现，库存备件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大幅减少，流动资金压力骤减。
然而，阳光之下必有阴影。标准带来的秩序与效率，是以打破旧有生产关系和利益链条为代价的。
冲突最先在南京城的民间铁匠铺和木工作坊爆发。
以往，各家有各家的“老尺”，尺寸略有出入，匠人凭经验和手感弥补，倒也相安无事。如今，标准司派出的“校验吏”（多为格物院学生兼任）持着官方“营造尺”基准副器，上门要求校验所有匠铺的度量工具。合格者烙上火印，不合格者当场收缴、销毁。
“凭什么收我的尺子？！”一个满脸横肉的铁匠铺主堵在门口，挥舞着手中那把油光锃亮的旧尺，“这是我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用了三代人！打出的锄头、菜刀，哪个乡亲不说好？你们那劳什子‘标准尺’，就能打出更好的铁？”
校验吏是个年轻学子，虽有些紧张，但语气坚定：“大叔，并非您手艺不好。只是尺子不准，您打的锄头装不上别家做的木柄，农人岂不是麻烦？用了标准尺，大家的东西都能通用，岂不更好？”
“通用？老子不稀罕！”铺主啐了一口，“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和那姓凌的串通好了，想用这新尺子，多量我们的材料，克扣工钱？！”
类似的争执在各处上演。校验工作推进缓慢，阻力重重。行会势力在其中推波助澜，散布谣言，称新尺是“凌云尺”，用了会“折损福气”、“得罪鲁班先师”。
更大的冲突发生在漕粮征收和市集交易中。
以往，征收漕粮用的“斛”、“斗”，地方粮长和胥吏往往各有“巧妙”，上下其手，盘剥百姓。如今，标准司要求所有官用度量衡器必须校验，并公布了标准斛斗的容积。这等于断了许多人的财路。
市集上，以往商贩可以利用混乱的度量衡短斤缺两。标准推行后，一些地方官府在集市设立了“公秤”、“公斗”，允许百姓复核。这引发了商贩群体的集体不满，虽不敢明着对抗官府，但暗地里对推行标准的官吏和使用的顾客冷嘲热讽，甚至威胁。
一时间，看似简单的“统一度量衡”，竟激起了民间汹涌的暗流。
地方的阻力迅速反馈到朝堂。徐理等人仿佛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再次活跃起来。
这一次，他们不再空谈道德，而是拿出了“实据”。
一位御史出列，手持一份来自江南的“万民书”（实为地方士绅和行会头目组织）：
“陛下！凌云推行所谓标准，扰民太甚！校验吏如狼似虎，强闯民宅，收缴祖传度量之器，形同劫掠！市井商贩，因尺寸斤两之微末小事，动辄得咎，怨声载道！长此以往，恐生民变！此非强国，实乃乱国之举！”
奏疏中列举了大量“实例”，诸如老匠人因尺子被收而气得病倒，小商贩因被要求使用标准秤而生意受损等等，极具煽动性。
工部右侍郎（徐理亲信）更是直接攻击标准司本身：“陛下，标准司权柄过重，可定天下器物之规，可断民间交易之准，此乃亘古未有之奇事！若此司为奸人所控，岂非可挟标准以令天下百工？其害远超贪腐！”
压力再次指向凌云。要求裁撤标准司、废止“苛法”的呼声甚嚣尘上。
凌云早已预料到此番局面。他没有急于辩解，而是让郭衡整理了一份详实的报告，并请马三宝动用东厂力量，核实了几起影响较大的“民怨”事件背后的真相。
数日后朝会，当反对声浪再次高涨时，凌云出列，并未直接反驳，而是向朱棣请求：
“陛下，诸位同僚忧国忧民，所言‘民怨’，臣亦有所闻。然，是非曲直，需明辨之。臣恳请陛下，允臣与郭衡，于殿上演示一二，以正视听。”
朱棣准奏。
郭衡指挥几名内侍，抬上几件物品：两把外观相似但品牌不同的锄头，两套来自不同地区的木工工具，以及几件从市面上收集来的、标注着混乱尺寸的所谓“标准件”。
凌云拿起那两把锄头，道：“此二锄，皆称合用。然，诸位请看。”他示意郭衡将锄头木柄互换。结果，一把锄头的木柄无法插入另一把的銎孔，即便强行砸入，也松动不堪。“农人若购得此锄，还需自行修改木柄，费时费力。若依标准，则銎孔、木柄尺寸统一，任意搭配，皆严丝合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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