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空前。连一些原本中立的官员也开始动摇。
面对这铺天盖地的道德指控和文化围攻，凌云知道，任何技术层面的辩解都是苍白的。他必须从更高的层面，阐述“格物”的价值。
他深吸一口气，出列，并未直接反驳徐理，而是向朱棣深深一躬，然后转向群臣，声音清晰而沉稳：
“陛下，诸位大人。徐尚书忧国忧民，所言‘立国之本’，振聋发聩。然，下官有一愚问：何谓‘国本’？”
他环视众人，继续道：“是固守千年前的典籍文字，而对眼前百姓之饥馑、国家之积弱视而不见，谓之‘守本’？还是汲取圣贤之智慧，明晓万物之理，用以强兵富国，使百姓安居乐业，使外敌不敢觊觎，使大明江山永固，谓之‘失本’？”
他巧妙地将“守旧”与“误国”联系起来。
“徐尚书言‘重器轻道’。然，《易传》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本为一体两面，岂可截然分割？不明齿轮传动之理，如何悟得‘阴阳消长’之机？不晓万物材质之性，如何理解‘五行生克’之妙？下官以为，‘格物’并非‘轻道’，而是‘求道’之新途！是通过探究这世间万物运行之‘理’（器），去印证和丰富圣贤所言天地之‘道’！”
他将“格物”拔高到了“求道”的哲学层面，与理学的心性之学并立。
“至于‘四民之序’，”凌云语气转为激昂，“下官以为，序非固守，而在调和！士者，治国安邦；农者，固本培元；工者，利器善事；商者，通有无，均贫富。四民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国家方能兴盛！如今，‘格物’所致，并非要工匠凌驾于士子之上，而是要提升‘工’之效能，创造更多财富，滋养士、农、商！使农夫有更利之农具，使商贾有更广之销路，使士子有更富庶之国家可供治理！此非乱序，实乃强序！”
他提出了“强序”的概念，指出工业化不是破坏秩序，而是强化整个国家的秩序和实力。
“若固守旧序，面对北方鞑靼铁骑，我等是与之辩论《春秋》大义？还是以精钢火铳、坚固城防御之？若遇灾荒饥馑，是空谈‘仁政’口号？还是推广新式农具、兴修水利、引入高产作物以活民？此乃‘利’乎？‘义’乎？下官以为，能活民强国之‘利’，便是最大的‘义’！”
最后，他再次面向朱棣，掷地有声：“陛下！守成易，开创难！臣与天工院所做一切，非为标新立异，乃是为我大明开创一条前所未有的强盛之路！此路或伴荆棘，然其终点，必是煌煌盛世，远超汉唐！若因畏惧非议而裹足不前，臣恐……后世史书，会笑我辈无能，坐失良机！”
这一番长篇大论，融合了哲学思辨、现实需求和宏大愿景，既回应了道德指控，又描绘了令人向往的未来。朝堂之上一时寂静。许多官员陷入沉思。
朱棣高坐龙椅，目光深邃。他欣赏凌云的胆识和口才，更欣赏其话语中描绘的“煌煌盛世”。作为靠武力夺取天下的帝王，他内心深处对纯粹的文治并非毫无保留，对能带来实质性强国的力量有着本能的渴望。
“好了。”朱棣终于开口，声音平淡却带着决断，“徐爱卿所虑，乃老成谋国之言。凌云所言，亦是为国开拓之心。治国之道，在于兼收并蓄，而非偏执一端。天工院之事，乃朕特许，其成效，朕亦亲见。日后，毋再以此虚言泛论攻讦。当以其所行实事、所呈实绩论之！”
“退朝！”
皇帝再次力保凌云，但言语中也暗示，凌云必须拿出更多的“实绩”来证明这条路是对的。
余波：机遇与压力并存
朝争虽暂息，但凌云深知，徐理等人绝不会罢休。而朱棣的“实绩”要求，也如同悬顶之剑。
就在这时，马三宝带来消息：经过东厂严密核查，那沈敬仁背后的“东主”，极可能与盘踞东南沿海、亦商亦盗的某些海上巨擘有关，甚至可能牵扯到海外藩国！其目的，绝不仅仅是技术合作那么简单。
几乎同时，李小柱兴奋地跑来报告：“大人！第一台实验性机车‘龙马号’的底盘和动力总成已经装配完毕，即将进行台架测试！”
力驭“龙马”的时刻即将到来，但前方的道路，却更加迷雾重重，既有旧势力的顽固堡垒，也有来自海上未知势力的诱惑与威胁。凌云站在即将测试的“龙马号”旁，感受着那钢铁躯壳下蕴含的磅礴力量，心中明白，他驾驭的，不仅仅是一台机器，更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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