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年秋分，应天府国子监的银杏叶刚染上金边，青衿总会总部的雕花木门便被叩响。王玄龄抱着半人高的竹简闯入议事厅，竹简写满各州府分会的实践记录，边缘还沾着山东蝗灾时的泥土：“长公主，山东百姓用善值换购的耐旱稻种活了！”他袖口的麦穗纹磨得发白，却在秋日阳光里格外耀眼，“还有贵州的苗人，把《女训新解》译成苗文，说要刻在寨门的梧桐树上。”
我放下手中的狼毫，笔尖在羊皮纸上留下半道墨痕——那是《大明民主主义》的开篇段落。案头摆着从西域带回的玻璃棱镜，将阳光折射成七彩光斑，落在“四民共济”的木雕匾额上，仿佛给这四个字镀上了神圣的光晕。神经接驳笔的残片躺在砚台旁，金属表面映着窗外青衿学子教孩童算筹的身影，忽然觉得，是时候将这些年的实践凝成思想，如同将散落的珍珠串成项链。
马皇后的软轿在廊下停下，她扶着常静徽的肩步入厅内，腕间翡翠镯与算筹碰撞出清响：“本宫让膳房蒸了麦饼，给你们垫垫肚子。”她望着墙上贴满的百姓来信，那些用粗麻布、桑皮纸甚至树叶写成的文字，忽然说：“当年跟着陛下打天下，每到一处就问百姓‘缺什么’，如今你们走遍十三布政司，该把这些‘缺什么’‘要什么’，熬成能让后世喝上百年的粥。”
常静徽踩着木梯，正在墙上绘制“四民智光图”。她用朱砂在桑皮纸上画下四个同心圆：最内圈是握算筹的手，往外依次是犁铧、织梭、商旗，最外层环绕着麦穗组成的光带。“这是咱们的根本。”她用算筹敲着“耕者有其田”的图示，“三年来，全国丈量土地百万顷，善值流通覆盖两百万人口，这些不是数字，是百姓用脚印和汗滴攒出来的道理。”
我们围坐在巨大的舆图前，舆图上贴满各府县送来的“实践笺”：应天织妇用善值兑换织机零件的木刻版画，陕西棉农绘制的“耕织互助流程图”，辽东戍卒刻在箭簇上的“烽烟善值”符号。王玄龄展开山东分会的密报，里面夹着片金黄的稻叶：“他们把《规章》刻在井栏上，说井水有多深，公平就有多深。”
“这些散落的智慧，需要连成星河。”我抚过神经接驳笔残片，冰凉的金属仿佛传来遥远的学术共鸣，“就像《考工记》记百工之法，我们要记四民之道。”于是，《大明民主主义》的轮廓在舆图上渐渐清晰：以“四民共济”为纲，分“田亩”“商工”“劝学”“恤民”诸篇，每篇都缀满百姓的实践案例——山东的“善值换种”、苏州的“织机议事”、贵州的“苗汉合契”，皆是思想的源头活水。
马皇后执意要去应天西巷的织妇公所，那日她坐在织机旁，看王大嫂用算筹计算布价，忽然开口：“本宫年轻时，给将士缝补铠甲，针脚密些，战士就能多挡一箭。如今你们教百姓算筹，是不是和缝补铠甲一个道理？”她指尖划过“恤民篇”中“妇人可掌公所”的条款，“女子能持家，就能持国，当年军中的女兵能杀敌，如今的女织妇就能算帐——这是秀英思想的根。”
常静徽在旁记录，忽然想起什么：“皇后在军中创‘伤兵簿记’，按伤势分配药草，不就是‘量伤而济’？如今的善值兑换，正是承继此道。”她在“秀英思想”里添了句：“恤民如缝甲，针针见血；善值如药草，铢铢称心。”这话后来被绣在恤民会的门楣上，成了妇人们挂在嘴边的箴言。
轮到梳理《韵澜思想》时，我望着窗外青衿学子为流民搭建的“临时公所”，那些用木板和茅草搭成的棚屋，门口挂着“均平”灯笼。三年前在溧水被烧毁的地契，如今变成刻在石碑上的“永佃制”条文，碑身布满百姓的指印。这不是书本上的空谈，是百姓用血泪刻下的生存智慧。于是写下：“均平非均分，乃各尽其力，各得其所；公道非天授，乃四民共议，共守其则。”就像织妇们知道每匹布该换多少米，农人知道每亩田该缴多少税，公平该像算筹般明明白白，刻在百姓心里。
常静徽的《静徽思想》最是务实，她整日抱着算筹推演，将三年来的善值数据化作治世良方：“善值者，非钱非粮，乃四民之信。”她设计的“善值流转图”，让耕者的汗、织者的丝、商者的货、士者的笔，都在同一个天平上称量，“就像算筹分横竖，制度分宽严，宽不严则滥，严不宽则苛，须得像量布般精准。”她甚至发明了“四民算板”，将赋税、劳役、善值兑换刻在木板上，百姓推开家门就能算清自家生计。
冬至朝会，当我抱着七卷《大明民主主义》踏入奉天殿，殿中烛火突然明灭。朱元璋的目光落在竹简的麦穗纹封皮上，那里用金粉绘着四民携手的图案——耕者在前，织妇在后，商队与学子分列两侧。“这就是你们折腾三年的‘新学问’？”他的手指敲在御案上，震得《皇明祖训》微微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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