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手指在搪瓷杯边缘停顿了一下：我进土木系的时候，梁先生正在被批。
梁先生算是学校里最早下来的。
那时候，我们这些年轻助教，每周要开会，要表态，要写材料。我当时做了一个决定——每次开会，我去，坐到最后一排。需要表态的时候，我就说我拥护组织决定，深入学习文件。但我不主动发言，不写揭发材料，不罗织任何人的罪名。被要求做检讨的时候，我就谈泛泛的理论问题，绝不牵连其他老师。
有人来找过我，让我加入他们的组织。我说我学术底子薄，先把教学搞上去，其他事以后再说。后来形势越来越激烈，我就申请下乡劳动、去工地驻场，一年有一半时间不在学校。
林墨端起茶杯，没有喝，只是捧在手心里：我知道以你的性格，大概率不会去参加那么激烈的斗争里面去的。
沈知书说，声音很轻，像是怕被包厢以外的人听见，当时我也很怕。但我怕的不是被批斗，我怕的是做了违心的事情晚上睡不着。我是土木的，不是学怎么整人的。那些事我不会。
那几年，提拔一直延后。跟我同期留校的，好几个都提了讲师，我还在助教的位置上待着。轮流下放工地、校办工厂体力劳动，两三年，属于全员改造。我比别人多去了几趟工地，但也没有被单独针对过。或许是因为两边都不把我当自己人，也犯不着专门来整我。
后来形势慢慢松动了，我就申请回苏省了，听说那些当年积极的人，有的被审查，有的被调离。今年开年的时候我被叫去谈话，组织上说，这些年你虽然进步不快，但历史是清白的。没有停职，没有处分，没有污点。
窗外的景色正在变化。田野渐渐连成片，偶尔出现一小片村庄，灰瓦的屋顶在午后的光线里泛着暗光。远处有一列货运火车在并行，车厢里装满了原木，长长的车皮一节一节地擦过视野，像一条缓慢爬行的深色长龙。
今年恢复高考，学校急需工科师资。沈知书的声音从窗边传来，不高不低，我是六五届全系前三名，专业功底没有丢。学校让我优先评讲师、副教授。教学和科研的权限全部恢复。我现在带的几个学生，底子不错，虽然基础参差不齐，但都很用功。
他停了一下，目光落在窗外一掠而过的田野上，像是在让那些画面把刚才说出口的话再沉淀一遍，然后才接下去：下乡那几年，其实也不算完全浪费。在工地上干活，虽然体力上辛苦，但看到图纸上的东西怎么落在地上、梁柱怎么立起来、基础怎么打、防水怎么做，这些东西是坐在办公室里学不到的。那两年我跟着老工人学了不少，看明白了设计和施工之间的缝隙在哪里。
林墨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知书，我们毕业十年了。你走得比大多数人稳——每一步都没踩空。
沈知书没有接话，但端着茶杯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那几年下乡劳动，你去的都是哪些地方？林墨问。
沈知书想了想：先去的是京郊的一个工地，修水利设施。后来去过河北的几个县，参与过农村砖窑的改造，也跟过一段时间的桥梁施工。最远的一次去了山西，在一个小县城待了大半年，帮他们建一座小型的水利枢纽。
他说到这里，语气轻松了一些，像是终于讲到了让自己觉得踏实的事情：后来回到学校带学生，我就把那些经验加到课程里去了。不光是讲结构力学，还讲怎么跟工人沟通，怎么看现场条件，怎么根据材料情况调整方案。学生反映说这些内容比单纯的理论更有用。
林墨点了点头：这才是最有用的东西。一个结构工程师看不懂图纸上的误差和施工现场之间的缝隙，他就永远只能坐在办公室里画图。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了。田野和村庄融进暮色里，远处的山峦变成一道深灰色的剪影。包厢里的灯亮起来，暖黄色的光把两个人的脸照得柔和而清晰。
沈知书侧过头，看着窗外渐渐模糊的景色，过了一会儿，他问了一句：林墨，你呢？这十几年，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林墨的目光从窗外收回来，落在桌面上那杯已经凉了一半的茶水上，手指轻轻摩挲着搪瓷杯的杯沿，像是在找一个合适的起点。
我跟你的路，方向不一样。你走的是学术，我走的是实业。
你知道的毕业之后，我就去建设四九城家具厂的新厂房。就继续搞创汇引进设备什么的一直就到了先。后来四九城几家家具厂合并，成立北方家具总厂，我顺势被提拔搞生产，因为是创汇单位所以受到的冲击相对小一点。
林墨把自己从四九城家具厂、北方家具总厂，再到部里当顾问的经历大致说了一遍。包括引进人造板生产线、改造制胶工艺、推动外贸出口、在抗震救灾中设计快速安装板房等。
沈知书听得很仔细，偶尔问一两个细节问题——比如人造板生产线的技术参数、板房的结构设计、胶水配方改进的具体路径。林墨一一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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