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晓筠蹲在田埂上，手里攥着半块啃剩的窝头，听着老社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心里像被拨开了一层厚厚的雾，豁然开朗。
困扰她多日的“人性恶”的疑问，竟在这些闲聊里找到了源头。
她忍不住悄悄弯了弯嘴角，眼底浮起一丝真切的欣喜，指尖都轻轻动了动，连嘴里的窝头都觉得香了几分。
可这份欣喜还没在心里焐热，李大爷一声沉重的叹息，就像一盆冷水，兜头浇在了她的心上。
“哎，说起来，那武占岭，也挺冤的啊。”
吕晓筠心里一紧，手里的窝头差点掉在地上，连忙往前凑了凑，声音都带着点急：
“李大爷，咋回事？他不是地主吗？咋还冤了？”
她记得第一次见武占岭，老人穿着洗得发白、打了好几块补丁的粗布褂子，低着头默默搬砖，连抬头看人都不敢，谁见了都得啐一句“地/主/分子”，怎么会冤？
李大爷抽了口旱烟，烟袋锅子在石头上磕了磕，烟灰簌簌落在地上，缓缓开口：
“他本来成不了地主的，半分都沾不上边，全是被他那个远方亲戚给连累的，冤得慌啊！”
“您详细说说，到底是咋连累的？”
吕晓筠追问着，身子又往前挪了挪，眼神里满是急切，连呼吸都放轻了。
她实在没法把那个沉默寡言、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的老人，和“地主”这个带着贬义的词联系起来。
“他那远方亲戚，以前在山西做杂货生意，手里有点闲钱。”
李大爷吸了口烟，缓缓说道，“那时候山西土改早，力度也大，街上天天敲锣打鼓，好多有钱的商户、地主都被/斗/得/家/破/人亡，他那亲戚吓得魂都没了，连夜把铺子里的货、手里的家产全变卖了，换成了一沓沓现钱，还藏了一大半在贴身的布兜里，只拿出一小部分，想着来河南买块地躲一躲。”
吕晓筠屏住呼吸，听着李大爷的话，脑子里已经浮现出那个亲戚慌慌张张、东躲西藏的样子，李大爷继续说：
“山西离河南不远，他辗转了好几天，一路躲躲藏藏，不敢露财，最后找到了武占岭。那时候武占岭家穷得叮当响，住的是漏风的茅草屋，吃了上顿没下顿，那亲戚就求他，帮忙买十五亩地，还说以后绝不会亏待他。”
“那亲戚本来打得一手好算盘，想着先观望一阵子，要是河南不土改，就靠着这十五亩地种点粮食过日子；要是以后风声松了，能恢复生意，就再把地卖了，接着做他的杂货生意。”
李大爷摇了摇头，语气里满是惋惜，“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河南没多久也开始土改了，而且力度一点不比山西小。”
“那……那武占岭就被连累了？”
吕晓筠的声音都有些发颤，心里堵得慌，已经隐约猜到了结局，却还是忍不住追问。
“可不是嘛！最惨的就是武占岭啊！”
李大爷重重地叹了口气，烟袋锅子又磕了磕，“那时候土改，划定阶/级/成分可是天大的事，半点都不能错，全按占有土地的多少来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差一分地，成分就不一样，一辈子的命运都得改。
武占岭家里本来就几亩薄地，顶多能划个富农，可就因为这多出来的十五亩地，地契上写的是他的名字，他有口难辩啊！”
“没人信他的话吗？他不能跟工作组解释，这地不是他的？”
吕晓筠急得声音都提高了几分，眼里满是不甘——凭什么，一个老实人，要为别人的算盘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解释有啥用？”
李大爷苦笑一声，“那亲戚早就吓得跑没影了，找不到人对质，地契上明明白白写着武占岭的名字，工作组只认地契，不认辩解。就这么着，武占岭硬生生被划为了地主，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从此抬不起头，天天被批斗、被安排最苦最累的活，连家里人都跟着受牵连，被人戳脊梁骨。”
说到这儿，李大爷又叹了口气，眼神里满是怜悯：“哎，都是命啊！怪就怪武占岭命不好，太老实，心太软，没敢拒绝亲戚的请求。其实他家条件是真差，我去过他家一次，茅草屋漏风漏雨，土炕是凉的，锅里常年只有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吃穿还不如咱队里最穷的贫农，身上的褂子打了补丁又补丁，冬天连件厚棉袄都没有，冻得瑟瑟发抖也不敢说。”
听了这些，吕晓筠只觉得胸口像被一块大石头堵住了，闷得喘不过气来，手里的窝头再也咽不下去了。她想起每次出工，武占岭总是默默站在最边上，干最苦最累的活，别人骂他、挤兑他，他也从不吭声，只是低着头，一个劲地干活。
再见到武占岭的时候，吕晓筠看着这个头发花白、背有些驼的老人，心里怎么也恨不起来了，那些“阶/级/敌人”的标签，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刺眼，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同情和怜悯。
按当时的话说，就是“带着阶/级感情，体恤阶/级异己分子”，可吕晓筠知道，她不是出于什么“阶/级感情”，只是单纯地觉得，这个老人，太冤、太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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