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及时听到这好消息。
有些住在偏远山乡的人家，连电视机都没有，更别说电话了。
高考的消息要经过好几十个人传话，转好几道弯，等传到他们耳朵里，报考时间早就过了。
不少青年只能攥着课本哭，心里的遗憾能装一箩筐，让人看着都心疼。
好在田震阳是幸运的，他及时知道了消息。
他爹在遥远的西藏工作，很快就寄了封信回来，把恢复高考这个能改变命运的喜讯告诉了他。
那时候，田震阳已经靠他妈托关系，从下乡的地方调回了宁波老家，在一家纺织厂当机修工。
可高兴劲儿还没过去，他就被一个大难题困住了：他根本弄不到那套人人都在抢的《数理化自学丛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转来转去。
田震阳心里清楚，这个机会一辈子可能就一次，绝不能放弃。
厂里的活不能耽误，他还得靠工资吃饭；想请假专门复习，更是想都别想——厂里本来就缺人手，领导肯定不会批。
田震阳没别的办法，只能挤时间，把所有碎片时间都用上，一边上班，一边见缝插针地复习。
白天，他手里拿着锉刀、扳手，在轰鸣的车间里来回跑，干的是“保全工”的活儿，特别累。
他的任务是把一台台老旧的织布机拆开，每个零件都仔细检查、调试，再重新装起来，保证机器能正常转，还得达到最好的性能。
织布机转起来的声音特别大，震得人耳朵嗡嗡响，可田震阳为了抢时间，练出了超强的专注力。
不管机器多吵，他一边熟练地拧螺丝、卸零件，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默背数学公式、回忆语文课文。
为了记住知识点，他还想了个招：把重要的数学定理或者英语单词，用小刀偷偷刻在工具箱不显眼的地方，或者写在手掌心。
干活间隙，比如等着机器冷却的几分钟，他就赶紧凑到工具箱前看一眼，或者把手掌摊开记几个单词。
他那件沾满油污的工作服口袋里，总揣着几张皱巴巴的纸片，上面写满了公式和知识点，一有空就掏出来看。
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回家，生活的累还没结束。
生炉子、挑水、煮饭，这些活儿每天都得干。
那个年代，宁波城里的人家主要用煤饼当燃料，每天早上都得先把炉子生起来，不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而且家家户户都有一口大水缸，因为整个居民区往往就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要用水就得自己挑着水桶去接，一趟趟往家运，肩膀都能压红。
洗衣服也得等傍晚，端着一大盆衣服，走到月湖旁边的河埠头，蹲在石头上搓，直到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才端着盆慢慢回家。
可就算这样，生活的琐碎、复习时间不够、工作又累，这些都不是田震阳最大的麻烦。真正让他头疼的有两个问题：一是遇到不会的难题，没人能问，就像在黑夜里走路，不知道往哪儿走；二是根本找不到、也买不到系统的复习资料，尤其是那套大家都在抢的《数理化自学丛书》。
他跑遍了宁波的新华书店，每次都被店员告知“卖完了”，甚至托人去上海、杭州找，也没找到。田震阳只能抱着一本旧课本啃，心里又着急又无奈，却从来没想着放弃。
第二个问题近乎无解，就像在黑暗中摸索，却始终找不到那一丝光亮。
而对于第一个难题，田震阳绞尽脑汁，能想到的办法也仅仅是利用那极其有限的业余时间。
他和几位同样怀揣着大学梦的伙伴聚在一起，试图通过复习功课、互相探讨习题来寻找出路。
他们围坐在昏暗的灯光下，桌上堆满了破旧的书本和写满字迹的纸张。
你一言我一语，思维的火花在碰撞，可大家的水平相差无几，常常是“半斤八两”。
遇到真正的难点，就如同撞上了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集体“卡壳”，只能无奈地大眼瞪小眼，陷入无尽的等待之中。
一次经历，让田震阳至今难忘。
那天，他听闻宁波市高考办公室在某处举办一场数学辅导课，专门为社会考生分析例题。
这消息对他来说，宛如久旱逢甘霖，他费尽周折请了假，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匆匆朝着目的地赶去。
等他赶到现场——宁波大世界菜场楼上的大礼堂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傻眼了。
黑压压的人群像潮水一般挤满了整个空间，密密麻麻，足足有一千多号人！
“工农兵学商”，老中青三代汇聚一堂，场面空前壮观，嘈杂声不绝于耳。
田震阳见状，咬了咬牙，奋力朝着里面挤去。他像一条逆流而上的鱼，在人群中艰难地穿梭。
等他好不容易挤进去，好位置早已被人占得一干二净，他只能蜷缩在礼堂最靠后的角落。
讲台离他足有百米之遥，老师的声音在嘈杂的人声中显得微弱而模糊，就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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