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夜从孙队长家狼狈退出后，郑伟真的再也没踏过孙家的门槛半步。
头道沟的冬日来得早，寒风卷着雪沫子刮在脸上，像细小的冰碴子扎人，田间的土地冻得硬邦邦，一镐下去只留一个白印。
集体出工的时候，郑伟总故意往队伍最末尾钻，可越是躲避，越容易和孙队长撞个正着。
孙队长手里攥着磨得发亮的锄头，裤脚沾满了冻泥，见了他，总会停下动作，用粗糙的手掌蹭了蹭额头的汗珠，语气听着随意，眼神却藏着探究：“小郑啊，最近咋不来家睡了？你之前睡的西炕，我让小芳每天都烧着，暖烘烘的，比知青宿舍那漏风的土炕强十倍。”
郑伟握着锄头的手紧了紧，指节泛白，脸上扯出的笑容比哭还难看，那些在心里演练了上百遍的说辞，此刻从嘴里说出来，还是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僵硬：“孙队长，谢谢您和婶子的照看，我记在心里。现在知青宿舍空出了床位，和伙伴们挤挤热闹，也能互相有个照应，就不再叨扰您一家了，免得给您添麻烦。”
他不敢看孙队长的眼睛，目光死死盯着脚下的冻土，能清晰地感觉到那道复杂的视线落在自己身上——有了然，有惋惜，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歉意。
孙队长沉默了几秒，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说了句“也好，照顾好自己”，便转身继续劳作，锄头落下的力道，似乎比往常重了几分。
两个心思通透的人，都懂彼此话里的潜台词，那层薄薄的客气，是留给对方最后的体面，谁也不愿先捅破，生怕撕破脸后，连这点表面的平和都维持不住。
孙小芳，就像一滴水融入了冬日的雪地里，悄无声息地从郑伟的生活里隐去了。
从前，清晨出工，她总会提前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他，手里攥着两个温热的窝头，见他来了，就红着脸把窝头塞给他，转身快步跑开。
傍晚收工，两人总会故意放慢脚步，沿着田埂慢慢走，哪怕不说一句话，只听着彼此的脚步声，心里也暖暖的。
可现在，郑伟刻意绕开所有可能遇见她的地方，村口的老槐树、河边的洗衣台、孙家门前的菜园子，他都敬而远之。而孙小芳，也像是读懂了他的心思，再也没出现在他的视线里，偶尔远远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穿着洗得发白的花棉袄，扎着麻花辫，郑伟也会赶紧低下头，装作系鞋带，待身影走远，才敢抬起头，望着那抹背影，心里一阵酸楚，像被什么东西堵着，喘不过气来。
日子就这么在寒风和劳作中一天天熬过，转眼就到了腊月，年味渐渐浓了起来，社员们开始忙着腌酸菜、杀年猪，知青宿舍里也弥漫着对返城的期盼和憧憬。
一天傍晚，郑伟和知青伙伴们围坐在炕头，就着一碗白开水，啃着硬邦邦的窝头，闲聊时，一个伙伴无意间提起：“你们听说没？孙队长家的小芳，最近在和邻村的贺东强相看对象呢，就是那个长得高高壮壮、家里有三间砖瓦房的贺东强，听说孙婶子可满意了。”
“哐当”一声，郑伟手里的窝头掉在了炕席上，碎屑散落一地，他却浑然不觉，耳边嗡嗡作响，那个伙伴的话，像一根烧红的钢针，狠狠扎进了他的心脏，带来一阵钻心的剧痛。他想起孙婶子之前旁敲侧击说的话，想起孙队长那复杂的眼神，想起自己的退缩和懦弱，心里瞬间被悔恨填满。
他知道，孙小芳或许是被父母逼得走投无路，或许是对他彻底失望，才会答应去相看对象。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一遍遍地告诉自己，他们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是城里来的知青，迟早要返城，而孙小芳，注定要留在这片黑土地上，他们之间，本就没有可能。
可越是这样劝说自己，心里的痛就越强烈，夜里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全是孙小芳红着脸递给他窝头的样子，全是两人在田埂上并肩行走的身影，翻来覆去，彻夜难眠。
他以为，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很久，以为自己还要在头道沟的寒风里，继续压抑着心底的情愫，继续承受着这份煎熬。
可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
腊月廿八那天，天寒地冻，寒风像野兽一样嘶吼着，公社的邮递员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裹着厚厚的棉袄，冒着风雪，急匆匆地赶到了知青宿舍，一进门就喊：“郑伟！郑伟在吗？上海来的挂号信，招工通知！”
郑伟猛地从炕头上跳了起来，鞋都没穿好，就冲了过去，双手颤抖着接过那封沉甸甸的挂号信。
信封上印着“上海某机械厂招工办公室”的字样，熟悉的字迹，是他盼了三年的希望。
他撕开信封，指尖因为用力而发白，当“招工通知”四个大字映入眼帘时，郑伟的眼泪瞬间涌了上来，激动、期盼、解脱，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他浑身发抖，几乎要跳起来——他终于可以结束长达三年的插队生涯，终于可以重返阔别已久的上海，终于可以回到父母身边，摆脱这片让他受苦受累的黑土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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