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野猪岭的那个清晨，没有壮烈的告别，只有一种压抑在沉默之下的、混杂着悲痛与决绝的氛围。薄雾笼罩着伤痕累累的山谷，焦土与废墟在晨曦中显露出更加清晰的轮廓，像一道道尚未结痂的伤口。十几副用树枝和绳索临时捆扎的担架，抬着伤势最重的伤员；妇女们牵着懵懂的孩子，背上背着简陋的行囊；林薇、老周以及其他几位被指定转移的骨干，则负责照顾队伍，携带重要的文件和少量赖以活命的粮食药品。
李政委吊着受伤的胳膊，站在营地边缘那块刻着“野猪岭”三个歪斜大字的巨石旁，目送着这支小小的、承载着根据地部分希望与未来的队伍，缓缓消失在通往山下的蜿蜒小径上。他没有说话，只是用力地挥了挥那只还能动的手。那身影，在薄雾和硝烟未散的背景里，显得格外孤独而坚定。
林薇走在队伍中间，最后一次回头，望了一眼那片埋葬了太多鲜血与记忆的山坳。心中没有离别的伤感，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她带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行囊，更是野猪岭不屈的灵魂碎片，是那些牺牲者未尽的期望。
下山的路，比想象中更加艰难。轰炸不仅摧毁了营地，也破坏了许多原本就崎岖的山路。他们不得不时常绕行，甚至需要手脚并用地攀爬。抬着担架的队员们更是辛苦，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汗水和着泥土，浸透了他们破旧的衣衫。伤员在颠簸中发出压抑的呻吟，每一次声音都像鞭子抽打在每个人的心上。
林薇的腿伤并未完全康复，长时间的跋涉让伤处隐隐作痛，但她咬牙坚持着，不仅照顾自己，还时常上前替换疲惫的担架队员，或者帮助那些带着孩子的妇女背一段行李。她的沉默和坚韧，无形中成了这支队伍的一种精神支撑。
老周依旧话不多，但他那双巧手和丰富的经验在旅途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担架的绳索松了，他能迅速加固；有人崴了脚，他能用树枝制作简易夹板；夜晚宿营，他能找到最避风的地方，并设置简单的警戒措施。他像一头沉默的老黄牛，用最朴实的方式，守护着这支队伍。
几天后，他们终于抵达了第一个预定的中转站——一个位于山脚下、与野猪岭有秘密联系的“堡垒村”。村子同样显得破败而压抑，战争的阴影无处不在。在这里，他们得到了一些宝贵的补给：少量的粮食、食盐，以及最重要的——几辆破旧不堪、需要人力推拉的板车。这极大地减轻了担架队员的负担，也让行进速度加快了一些。
然而，从这里开始，他们也真正踏上了那条被称为“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即将进入国统区更加复杂和不可控的环境。
李政委事先通过秘密渠道，为他们准备了伪造的身份证明和路引，证明他们是一支从沦陷区逃难出来、前往重庆投亲靠友的难民队伍。但所有人都清楚，这些纸张在盘查严格的关卡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完全取决于运气和检查士兵的心情。
果然，在进入第一个由国民党军队把守的关卡时，他们就遇到了麻烦。
守卡的士兵懒散而倨傲，检查证件时漫不经心，目光却像钩子一样在队伍中的妇女，尤其是气质明显不同于普通农妇的林薇身上扫来扫去。
“从哪儿来的？干什么的？”一个班长模样的家伙叼着烟，斜眼看着作为临时队长的老周。
老周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说辞，陪着笑脸回答：“老总，我们从湖北黄陂逃难过来的，老家被鬼子占了，去重庆找活路。”
“黄陂？”班长吐出一口烟圈，上下打量着老周，又指了指林薇，“她呢？也是黄陂的？看着可不像种地的。”
林薇的心微微一紧，低下头，做出害怕的样子。
老周连忙道：“这是我家小姐，以前在城里念过书的，遭了难，没办法……”
“念过书的小姐？”班长脸上露出玩味的笑容，走上前几步，几乎要贴到林薇面前，一股浓烈的烟草和汗臭味扑面而来，“识文断字的啊……跟我们走一趟吧，有点事情要问问。”
他的手，不干不净地就要往林薇肩膀上搭。
老周脸色一变，正要上前阻拦，林薇却抢先开口了。她没有抬头，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清晰的、冰冷的镇定，用的是略带江浙口音的官话：
“这位老总，我们是良民，有路引为证。兵荒马乱，只求一条活路，还请您行个方便。”
她的语气不卑不亢，没有普通难民常见的惶恐乞怜，那迥异于周围环境的口音和用词，反而让那班长愣了一下，伸出的手停在了半空。他狐疑地打量着林薇，似乎在判断她的来历。
就在这时，旁边一个年纪稍长的士兵凑到班长耳边低语了几句，目光瞥了瞥板车上那些明显是伤员的担架，又看了看老周等人虽然破旧却隐隐透着精悍的气质。
班长脸上的淫邪之色收敛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审慎。在这条通往重庆的路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保不齐哪个看似落魄的难民背后就有什么惹不起的关系。他哼了一声，挥了挥手：“行了行了，快滚吧！别挡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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