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白天，充斥着一种程式化的喧嚣。医生的查房、护士的换药、各种仪器的检测、送餐车的轱辘声……一切都在无菌的秩序下运行，试图将黄小磊重新纳入“正常”的轨道。然而，他像一颗卡在精密齿轮里的沙子，每一次试图的啮合，都带来无声的摩擦和痛楚。
身体指标在药物的强力干预下，缓慢而倔强地向着“好转”迈进。骨折处的剧痛降级为持续钝痛，感染被遏制，营养液通过静脉一点点补充着他近乎枯竭的躯体。但心理的监测图上，却亮满了无声的红灯。
警方再次来访，这次带来了一位看起来更温和、经验丰富的年长警官和一位穿着便装的女心理辅导员。他们试图用更迂回的方式，撬开他紧闭的蚌壳，取出里面血淋淋的珍珠——那些关于地狱的细节。
“黄小磊同学，放松点，我们只是聊聊。”年长警官声音低沉，带着一种令人安心的磁性，“你不用把它当成审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哪怕是碎片，也可能帮我们抓住那些坏人，避免更多人受害。”
女辅导员递给他一杯温水，笑容温暖：“是的，你安全了。在这里，没有人能伤害你。试着回忆一下，比如……园区里，除了你说的山哥，还有没有其他你记得特征的管理者？哪怕一个外号，一个习惯动作都行。”
黄小磊捧着温热的水杯，指尖却一片冰凉。他张了张嘴，那些名词在舌尖滚动——“狗推”、“体罚区”、“水牢”、“KK园区”、“赔付”……每一个词都带着倒钩，试图撕开他勉强结痂的记忆。
影像在脑中闪回：山哥狞笑着弹烟灰；疤脸看守抡起的铁棍；水牢里漂浮的污物和蛆虫；那个跳楼者摔成肉泥的模糊身影；1033塞给他饼干时颤抖的手指……
他的呼吸开始失控，喉咙像被无形的手扼住，发出嗬嗬的声响。冷汗瞬间布满额头，瞳孔因恐惧而放大。他猛地低下头，身体筛糠般抖动起来，水杯从无力的手中滑落，温水溅湿了被单。
“不想了！我们不想了！”女辅导员立刻上前，声音依旧柔和却带着果断，轻轻拍着他的背，“深呼吸，对，慢慢呼吸……没事了，都过去了……”
年长警官眼神凝重，示意记录员停下。他们沉默地看着这个年轻人被无形的恐惧折磨得蜷缩起来，像一只受惊过度的小兽。证据，远比他们想象的更难获取。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典型症状，像一堵厚厚的墙，保护着他，也隔绝着真相。
尝试了几次，结果大同小异。任何触及核心创伤的词语，都会引发他剧烈的生理和心理排斥。警方只能暂时放弃，留下一些关于生活作息、周边环境的温和问题，但收获寥寥。
“我们需要时间，也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医生私下对黄雅和警方说，“他的潜意识在自我保护，强行挖掘，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崩溃。目前，稳定他的情绪是第一位的。”
黄雅看着弟弟空洞又惊惧的眼神，心碎了一地。她不再催促，只是更小心地守着他，避开任何可能引起刺激的话题。父母更是噤若寒蝉，连大气都不敢出，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窒息。
然而，外界的关注却并未停止。尽管警方和黄家极力低调，但“19岁小伙被女友卖到缅北受尽折磨侥幸生还”的惊悚标题，还是通过某些医院护工或小道消息，不胫而走。
最初是本地一家小报的记者，试图伪装成探病家属混进来，被警惕的护士和黄父拦下。接着，嗅到血腥味的自媒体运营者开始在医院外围徘徊，举着手机试图偷拍。甚至有一些所谓的“公益人士”和“维权律师”，打着关切的旗号，想要接触黄小磊，获取第一手资料，背后目的难以揣测。
病房的窗户不得不长时间拉上窗帘，以防长焦镜头。黄雅接到的陌生电话也越来越多，有些是真诚的关心，有些是猎奇的探询，有些则语焉不详，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威胁。
“黄小姐，我们很关心您弟弟的情况，希望能做一个深度报道，让更多人警惕……”
“请问赔付的那35万是怎么支付的？对方账户信息能提供一下吗？”
“听说那边器官买卖很猖獗，您弟弟有没有……”
“我们是XX法律援助中心，可以帮你们争取最大权益，只需要您弟弟签个委托书……”
这些纷至沓来的关注，像一群嗡嗡作响的苍蝇，围绕着重伤未愈的黄小磊，驱之不散，令人作呕。黄雅不得不强硬起来，请求院方加强安保，并拒绝一切未经许可的访问。
她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弟弟的身体和心灵需要静养，但外界却迫不及待地想要消费他的苦难，从他尚未愈合的伤口里榨取新闻价值、流量甚至是不为人知的利益。
一天深夜，黄小磊因为噩梦惊醒，浑身湿透。黄雅连忙起身给他倒水。就在她走向饮水机时，无意间瞥向楼下——住院部侧门昏暗的路灯下，一个黑影靠着摩托车，抬头望着他们所在的楼层方向，脸隐藏在头盔阴影里，似乎在抽烟，火星明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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