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办综合办公室里,气氛压抑得像暴雨来临前的天空。
王副主任,王秀娥,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手里拿着一份刚从区档案馆调出来的、已经泛黄的北平地区历史沿革资料。
她的手指,在“1937-1945”那一段上来回摩挲,眼神锐利如鹰。
许大茂走后,她没有丝毫懈怠。
她深知,这种政治斗争,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准、狠”。
任何一丝犹豫,都可能让到手的机会溜走。
她立刻动用了自己的人脉,一个电话打给了在区档案馆工作的老同学,让她帮忙查两件事。
第一,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工农红军主力或其主要分支部队,是否有任何进入或接近北平地区的记录。
第二,那个时期,北平城内外的武装力量构成。
答案很快就反馈了回来,结果与何雨水的判断,分毫不差。
红军主力最北也只到了陕甘地区,与北平相隔十万八千里。
而那个时期的北平,城里是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城外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和成建制的皇协军。
王秀娥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记错了”,这是在指鹿为马,混淆黑白!
她又想起了许大茂提到的另一个细节——聋老太太是小脚。
这个细节,在普通人听来,可能只是一个时代特征。
但在王秀娥这样的机关干部看来,这背后隐藏的信息,就太大了。
什么样的人家才会给女儿裹小脚?
绝不可能是贫下中农。
在旧社会,只有地主、富农、官僚、资本家这种不事生产的剥削阶级,才会以摧残女性身体为美,搞出“三寸金莲”这种畸形的玩意儿。
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从未到过根据地、却谎称给红军送过草鞋的“军烈属”……
这几个要素组合在一起,已经不是“政治诈骗”那么简单了。
往深里挖,这简直就是一个潜伏在人民群众内部,伺机破坏的阶级敌人!
王秀娥的心脏,因为兴奋而剧烈地跳动起来。
她知道,她手里握着的,是一颗足以炸翻整个街道办,甚至在区里都能掀起波澜的重磅炸弹。
她整理好手里的资料,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大口浓茶,然后站起身,朝着走廊尽头那间门上挂着“主任办公室”牌子的房间走去。
主任姓张,叫张国利,是个快五十岁的“老机关”。
他没什么大本事,也没什么大错误,最擅长的就是“和稀泥”与“打太极”。
他的人生信条就是“稳定压倒一切”,最烦的就是下面的人给他捅娄子,找麻烦。
王秀娥敲门进去的时候,张国利正戴着老花镜,优哉游哉地看报纸。
“张主任。”王秀娥把手里的几页资料,轻轻地放在了他宽大的办公桌上。
“哦,秀娥同志啊,坐。”张国利抬了抬眼皮,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视线又回到了报纸上,显然没把她当回事。
王秀娥也没坐,就那么站着,声音不轻不重:“张主任,关于南锣鼓巷那个四合院聋老太太的身份问题,我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发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情况,需要立刻向您汇报。”
“聋老太太?”张国利把报纸放下,皱了皱眉,“我当什么事呢。不就是院里那点鸡毛蒜皮的纠纷嘛。那个叫许大茂的来过了?这种捕风捉影,邻里之间闹矛盾的话,听听就算了,怎么还真当回事了?我们街道办的工作重心,是要抓生产,促团结,不是去掺和那些张家长李家短的破事。”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居高临下的不耐烦和轻视。
王秀娥等的就是他这个态度。
她不急不恼,反而笑了笑:“张主任,您说得对,邻里纠纷是小事。但,如果有人冒充军烈属,欺骗组织十几年,骗取国家福利和群众尊敬,这还是小事吗?”
张国利脸上的轻松表情凝固了。
王秀娥乘胜追击,她伸出手指,点了点桌上的资料:“这是区档案馆的资料。三十年代末,红军主力从未到过北平。那么,聋老太太送的草鞋,到底是送给了谁?”
她的声音陡然转冷:“那个时期,在北平城外活动的,穿着军装还缺草鞋的队伍,除了日伪军,还能有谁?”
“汉奸”两个字,她没说出口,但那股寒意,已经像毒蛇一样,钻进了张国利的耳朵里。
张国利的脸色“唰”地一下就白了。
他再迟钝,也明白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这要是被捅出去,他这个街道办主任,第一个就要承担“政治审查不严”的责任。
“这……这不可能吧?”他摘下老花镜,声音有些发干,“老太太都七老八十了,是不是年纪大记错了?秀娥同志,我们看问题,不能这么上纲上线嘛。要考虑到历史的复杂性……”
“历史是复杂的,但事实是清晰的。”王秀娥打断了他,语气变得无比严肃,“我还了解到,聋老太太是一双小脚。张主任,您是老同志了,您应该比我清楚,在旧社会,什么样的人家才会出小脚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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