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办综合办公室里，气氛压抑得像暴雨来临前的天空。
王副主任，王秀娥，正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手里拿着一份刚从区档案馆调出来的、已经泛黄的北平地区历史沿革资料。
她的手指，在“1937-1945”那一段上来回摩挲，眼神锐利如鹰。
许大茂走后，她没有丝毫懈怠。
她深知，这种政治斗争，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准、狠”。
任何一丝犹豫，都可能让到手的机会溜走。
她立刻动用了自己的人脉，一个电话打给了在区档案馆工作的老同学，让她帮忙查两件事。
第一，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工农红军主力或其主要分支部队，是否有任何进入或接近北平地区的记录。
第二，那个时期，北平城内外的武装力量构成。
答案很快就反馈了回来，结果与何雨水的判断，分毫不差。
红军主力最北也只到了陕甘地区，与北平相隔十万八千里。
而那个时期的北平，城里是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城外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和成建制的皇协军。
王秀娥的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意。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记错了”，这是在指鹿为马，混淆黑白！
她又想起了许大茂提到的另一个细节——聋老太太是小脚。
这个细节，在普通人听来，可能只是一个时代特征。
但在王秀娥这样的机关干部看来，这背后隐藏的信息，就太大了。
什么样的人家才会给女儿裹小脚？
绝不可能是贫下中农。
在旧社会，只有地主、富农、官僚、资本家这种不事生产的剥削阶级，才会以摧残女性身体为美，搞出“三寸金莲”这种畸形的玩意儿。
一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从未到过根据地、却谎称给红军送过草鞋的“军烈属”……
这几个要素组合在一起，已经不是“政治诈骗”那么简单了。
往深里挖，这简直就是一个潜伏在人民群众内部，伺机破坏的阶级敌人！
王秀娥的心脏，因为兴奋而剧烈地跳动起来。
她知道，她手里握着的，是一颗足以炸翻整个街道办，甚至在区里都能掀起波澜的重磅炸弹。
她整理好手里的资料，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大口浓茶，然后站起身，朝着走廊尽头那间门上挂着“主任办公室”牌子的房间走去。
主任姓张，叫张国利，是个快五十岁的“老机关”。
他没什么大本事，也没什么大错误，最擅长的就是“和稀泥”与“打太极”。
他的人生信条就是“稳定压倒一切”，最烦的就是下面的人给他捅娄子，找麻烦。
王秀娥敲门进去的时候，张国利正戴着老花镜，优哉游哉地看报纸。
“张主任。”王秀娥把手里的几页资料，轻轻地放在了他宽大的办公桌上。
“哦，秀娥同志啊，坐。”张国利抬了抬眼皮，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视线又回到了报纸上，显然没把她当回事。
王秀娥也没坐，就那么站着，声音不轻不重：“张主任，关于南锣鼓巷那个四合院聋老太太的身份问题，我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发现了一些非常严重的情况，需要立刻向您汇报。”
“聋老太太？”张国利把报纸放下，皱了皱眉，“我当什么事呢。不就是院里那点鸡毛蒜皮的纠纷嘛。那个叫许大茂的来过了？这种捕风捉影，邻里之间闹矛盾的话，听听就算了，怎么还真当回事了？我们街道办的工作重心，是要抓生产，促团结，不是去掺和那些张家长李家短的破事。”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居高临下的不耐烦和轻视。
王秀娥等的就是他这个态度。
她不急不恼，反而笑了笑：“张主任，您说得对，邻里纠纷是小事。但，如果有人冒充军烈属，欺骗组织十几年，骗取国家福利和群众尊敬，这还是小事吗？”
张国利脸上的轻松表情凝固了。
王秀娥乘胜追击，她伸出手指，点了点桌上的资料：“这是区档案馆的资料。三十年代末，红军主力从未到过北平。那么，聋老太太送的草鞋，到底是送给了谁？”
她的声音陡然转冷：“那个时期，在北平城外活动的，穿着军装还缺草鞋的队伍，除了日伪军，还能有谁？”
“汉奸”两个字，她没说出口，但那股寒意，已经像毒蛇一样，钻进了张国利的耳朵里。
张国利的脸色“唰”地一下就白了。
他再迟钝，也明白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这要是被捅出去，他这个街道办主任，第一个就要承担“政治审查不严”的责任。
“这……这不可能吧？”他摘下老花镜，声音有些发干，“老太太都七老八十了，是不是年纪大记错了？秀娥同志，我们看问题，不能这么上纲上线嘛。要考虑到历史的复杂性……”
“历史是复杂的，但事实是清晰的。”王秀娥打断了他，语气变得无比严肃，“我还了解到，聋老太太是一双小脚。张主任，您是老同志了，您应该比我清楚，在旧社会，什么样的人家才会出小脚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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