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5日，汶川大地震后的黄金72小时即将耗尽。
时间在这个时候不再是钟表上跳动的数字，而是一把悬在每个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每一秒的流逝都可能意味着一条生命的熄灭。
赵敏所在的野战医院气氛压抑得令人窒息。
这里是一所小学操场临时改建的，几十顶绿色的军用帐篷紧紧挨着，空气中那种特殊的血腥味和消毒水味比之前更浓了。
赵敏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十个小时。她感觉自己的双腿像是灌了铅，眼皮重得要用火柴撑着。但她的手依然在机械地动着：清创、缝合、包扎。
“赵医生！快来！这边有个棘手的！”一个护士焦急地喊道。
赵敏听到“赵医生”三个字，下意识地应了一声。在这几十个小时里，没人再把她当实习生，她就是医生，是这片混乱中最值得信赖的人之一。
她跑到一顶帐篷前，看到担架上躺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
男孩叫乐乐，是被战士们刚从废墟里挖出来的。他的右腿被一块巨大的预制板死死压了整整两天两夜。
此刻，那条腿已经肿胀得像个发黑的紫茄子，皮肤发亮，上面布满了青紫色的水泡，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坏死气味。
“挤压综合征。”赵敏的脑子里瞬间跳出这个名词。
这是地震中最可怕的杀手之一。长时间的挤压导致肌肉坏死，释放出大量的肌红蛋白和钾离子。一旦解除压迫，这些毒素会随着血液循环迅速流遍全身，导致急性肾衰竭和心脏骤停。
“必须马上截肢。”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军医看了一眼，沉重地做出了判断，“如果不截，毒素攻心，神仙难救。”
截肢。
乐乐还醒着。他那双大眼睛因为恐惧而睁得大大的，死死地盯着医生。
“医生叔叔，别锯我的腿……我是校足球队的，我还要踢球……”乐乐的声音虚弱，但每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赵敏的心上。
老军医叹了口气，转过身去抹了一把眼泪。他是见惯了生死的人，但这几天，这样的抉择他做了太多次，每一次都像是在剜他的肉。
“家属呢？”老军医问。
“没找到。送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战士背过来的，据说父母都埋在里面了。”护士小声回答。
没有家属签字。
这是一个巨大的法律和伦理漏洞。按照规定，截肢这样的大手术必须有家属签字同意。但在灾区，在分秒必争的生死线上，去哪找家属？
如果不截，孩子必死无疑。如果截了，孩子活下来了，但将来家属找来（如果还有家属的话），或者孩子长大后怨恨医生剥夺了他的双腿，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老军医犹豫了。他手里的手术刀仿佛有千斤重。
“主任，再不做就来不及了！”护士看着监护仪上不断下降的血压，急得直跺脚。
老军医的手在颤抖。他想救人，但他也是人，他也怕背上那一辈子的骂名和官司。这就是现实。
就在这时，一直站在旁边的赵敏突然开口了。
“我来签。”
所有人都愣住了，转头看向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实习生。
“你疯了？”老军医瞪大了眼睛，“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是实习生，你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你签个屁！”
“我知道。”赵敏的声音出奇地平静，“如果将来有人要告，就告我。如果有人要骂，就骂我。我是协和医学院的学生，我有医学背景，我判断他必须截肢才能保命。这个责任，我担。”
她想起杨明宇在课堂上讲过的一句话：“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当规矩成了救人的绊脚石，那就踢开它。”
她拿起笔，在手术同意书的家属栏里，重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赵敏。
然后，她在旁边加了一行字：“情况紧急，为挽救生命，代家属签字。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写完最后一个字，她的手微微抖了一下，但很快就握成了拳头。
老军医看着那个名字，眼神复杂。他看到了一个年轻医生的鲁莽，也看到了一个真正医者的担当。
“好！”老军医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既然你这娃娃敢担责，我这把老骨头还怕什么？准备手术！”
手术就在帐篷里进行。没有无影灯，只有几盏应急灯；没有无菌手术室，只有简单的消毒铺巾。
赵敏作为一助，站在老军医对面。
这其实不是一次复杂的手术，甚至可以说是外科手术中最残忍、最简单的一种——破坏性手术。不需要精细的缝合，不需要复杂的解剖，只需要快，要在毒素扩散前把坏死的肢体分离。
乐乐已经因为休克昏迷了过去。
当锯条接触到骨头发出那种令人牙酸的摩擦声时，赵敏感到一阵强烈的生理不适。她想逃跑，想捂住耳朵。
这和她在解剖室里切标本完全不同。那时候面对的是冰冷的尸体，而现在，她是在切断一个活生生的孩子的未来。
“别分心！止血！”老军医严厉的声音把她拉回了现实。
赵敏咬破了嘴唇，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的手迅速地打结、结扎血管。
手术很顺利。半个小时后，乐乐的右腿离体。
看着那个空荡荡的裤管，赵敏再也忍不住了。她冲出帐篷，跑到角落里，扶着一棵树剧烈地呕吐起来。
她吐得昏天黑地，把胃里的酸水都吐干了。
她救了一条命，但也亲手锯掉了一条腿。那个爱踢球的男孩，这辈子再也无法奔跑了。
这种巨大的矛盾感和罪恶感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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