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彻的私家侦探社藏在西门町武昌街的二楼，推开吱呀作响的木质门，迎面就是一张掉漆的红木书桌，桌上摊着半本案卷，钢笔还悬在纸页上方，墨水滴晕开一小片痕迹——那是他早上看的陈默剧团的资料，此刻满脑子都是妮妮被催眠时空洞的眼神，还有那把通红的烙铁离林丹胸口只有几寸的画面。
“不对劲。”他指尖摩挲着案卷上“陈默法国留学经历”的字样，眉头皱得更紧。陈默说“表演需要真实痛感”，可催眠演员拿着真烙铁逼近搭档，这已经超出了“艺术”的范畴。他想起我手腕上的红痕，当时勒得那么紧，陈默的眼神里没有丝毫犹豫，倒像是在“测试”什么。
窗外传来摩托车的刹车声，周彻抬头，看见老张的军绿色摩托车停在楼下。老张是他警察学校的同学，现在在西门町警局负责刑事案，每次来找他，准没好事。
“阿彻！”老张推开门，风尘仆仆的，警服领口沾着点灰尘，手里攥着个牛皮文件袋，“跟我去趟警局，有个案子你得帮忙看看，邪门得很。”
周彻起身抓过风衣，“什么案子？”
“女尸，凌晨在汉中街暗巷发现的，死状奇怪。”老张的声音压得很低，“法医说死者体内的血液几乎被抽干了，脖子上还有点痕迹，我们看不准，你眼神毒，帮着瞧瞧。”
两人骑着摩托车往警局赶，傍晚的风带着蚵仔煎的焦香，却吹不散周彻心头的疑虑。他想起早上陈默的催眠术，又想起这具“被抽干血液”的女尸，总觉得这两件事之间，藏着某种看不见的联系。
警局的停尸房里寒气逼人，惨白的灯光照在尸体上，周彻戴上手套，轻轻翻开死者的头——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脸上还带着惊恐的表情，嘴唇发紫，皮肤苍白得像纸。他的手指移到死者的颈部，在左侧颈动脉的位置，摸到几个细小的印记。
“老张，拿放大镜来。”
周彻借着放大镜仔细看，那是四个细小的牙印，排列得很整齐，像是某种动物咬的，又像是……人的牙齿。他用镊子轻轻撑开牙印周围的皮肤，没有明显的撕裂痕迹，反而像是被“吸”过一样，边缘很平滑。
“怎么样？”老张凑过来，眼神紧张，“法医说死者体内的血液含量不足正常的十分之一，像是被什么东西抽走了，但现场没有血迹，也没找到针头之类的工具。”
“脖子上有牙印。”周彻放下放大镜，语气凝重，“四个，间距很小，像是尖牙咬出来的。你说血液被抽干……会不会跟这牙印有关？”
“牙印？”老张愣了一下，“你是说……有人用嘴吸？这不可能吧，人哪能吸那么多血？”
周彻没说话，他蹲下身，检查死者的手指——指甲缝里没有异物，皮肤也没有挣扎的划痕，像是死前没有反抗。这更奇怪了，要是被人用嘴吸血，死者怎么会不挣扎？难道是被催眠了？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就想起了陈默和妮妮，心里的不安又重了几分。
从警局出来时，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昏黄的光洒在青石板路上。周彻骑上摩托车，脑子里反复回放着死者的牙印和血液被抽干的细节——用什么工具能在不留下痕迹的情况下抽干血液？如果是牙印，那凶手的牙齿为什么会这么尖？难道真的像坊间传的“吸血鬼”？
他沿着武昌街往“枫”剧团开，路过王老板的蚵仔煎摊，王老板笑着喊他“阿彻，要不要来一份？”，他摇了摇头，心思全在案子上。直到看到剧团门口熟悉的浅蓝色连衣裙，周彻才回过神——我下班了。
我也看到了他，眼睛一亮，提着帆布包就跑了过来，头发被风吹得飘起来，像只轻快的小鸟。“你怎么来了？不是说今天要忙案子吗？”
周彻跳下车，伸手抱住我，手指轻轻蹭过我手腕上的红痕，已经淡了些，但还是能看出印记。他低头吻了吻我的额头，声音软下来：“案子暂时没头绪，想起你说没吃过罗马尼亚菜，西门町刚开了家‘乐手之家’，咱们去尝尝？”
“罗马尼亚菜？”林丹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满是好奇，“我只在书上看过，听说有玉米粥和甜面包，真的好吃吗？”
“去了就知道。”周彻帮她把帆布包挂在摩托车后座，“坐稳了，咱们走。”
摩托车穿过热闹的西门町，拐进一条安静的巷弄，“乐手之家”的招牌就在巷口，木质的牌子上刻着罗马尼亚语“Casa L?utarilor”，下面用中文写着“乐手之家”，旁边挂着串小小的铜铃，风一吹就叮当作响。
从外面看，这就是家普通的台湾小店，白墙黑瓦，门口摆着两盆三角梅，可推开门的瞬间，林丹就愣住了——里面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雕花的木质桌椅整齐地摆着，桌面上刻着罗马尼亚传统的几何花纹，桌腿上还雕着小小的葡萄藤；窗户上挂着红色的厚重绒窗帘，边缘绣着金线，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复古的铜制灯具悬在天花板上，灯光暖黄，照得整个屋子都暖洋洋的；四周的墙上挂着彩色的纺织品，有刺绣的挂毯，还有手工编织的羊毛毯，上面画着喀尔巴阡山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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